伍绍祖

伍绍祖(1939年4月8日- 2012年9月18日)，衡阳耒阳人，生于陕西西安，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研究生肄业，少将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第二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主持者，2012年9月18日逝世。

伍绍祖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建设工作、国防科技工作、体育工作和青年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原党组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原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书记伍绍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9月18日1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伍绍祖同志原籍湖南耒阳，1939年4月8日生于陕西西安，1940年2月随母亲到延安，1944年至1951年先后在延安第一完小、延安保育院小学、西柏坡村机关小学、北京育才小学学习。伍绍祖同志深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从小就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深厚感情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战争年代，他随学校行军、学习，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支前、土改等活动，曾三次被评为“行军模范”。1949年加入中国少年儿童队。1951年到北京101中学学习，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多次被评为市、校级“三好学生”，毕业时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银质奖章。

伍绍祖同志1957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核物理专业学习，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7月考取理论核物理专业研究生。他在刻苦学习的同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身青年工作，1960年至1962年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会和校学生会干部，1965年1月当选第18届全国学联主席、第4届全国青联常委，同年4月调到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1969年5月至1972年4月，在河南共青团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劳动并经受“审查”。在共青团的工作岗位上，他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学生工作和青年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4月至1975年6月，伍绍祖同志任国务院办公室秘书，协助王震同志做好分管的国务院业务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5年6月至1982年8月，伍绍祖同志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司令部二局参谋、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副局长等职。1979年5月任第5届全国青联副主席、第19届全国学联主席。1982年8月至1988年12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等职。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此期间，他先后参与和主持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工作，积极创新，开拓进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加强国防科研试验部队政治工作，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国防科技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认真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积极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合作交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他在领导和主管核工业的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央关于“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积极推进我国核技术、核工业的转型与发展。他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业的岗位上殚精竭虑，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8年12月至1998年3月，伍绍祖同志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98年3月至2000年5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并担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伍绍祖同志坚持体育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民族振兴为目标，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改革创新，开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新局面。1989年，伍绍祖同志初到体育部门，即临危受命负责第11届亚运会的组织工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他团结带领体育战线的同志，与北京市密切合作，成功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提高了党的凝聚力，为促进亚洲各国和地区体育运动交流和进步、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担任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期间，他呕心沥血，带领工作团队，忘我工作，千方百计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先后率团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骄人战绩，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担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期间，为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伍绍祖同志高度重视全民健身事业，组织制定并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他高度重视体育法制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制定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积极推动体育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大力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和体育产业开发，积极促成体育彩票的发行，使我国体育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全面、持续、健康的发展。

2000年5月至2004年6月，伍绍祖同志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书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他认真抓了中央赋予工委的各项职责，动员组织中直机关广大党员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探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按照党章要求领导干部像普通党员一样亲自交党费，过双重组织生活等。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试点活动中，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积累了经验。他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中直机关党的建设五年规划，及时向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工作，为加强中直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3年3月，伍绍祖同志当选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05年3月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他多次带领调研组赴全国各地考察、调研，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提案和调研报告，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他还对人民政协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推动人民政协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伍绍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退出领导岗位后，伍绍祖同志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并竭尽全力为党和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他先后担任中直机关侨联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组织中直机关侨胞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努力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献策出力。他深入研究党史资料，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宣传、弘扬延安精神，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经常深入市县，深入农村，组织“健康快车火车医院”为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使12万多患者重见光明，为全国21个省167所农村学校建成了太阳能浴室，对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伍绍祖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始终对党忠诚不渝，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他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与作风。他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汲取大家的智慧。他为人坦诚，勤俭朴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真诚关心和爱护同志，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在群众和干部中具有很高威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我就要坚持做下去”。伍绍祖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事业上，但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他也努力去做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生病期间，他以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精神同病魔作斗争，仍坚持学习、笔耕不辍。他郑重向组织提出后事从简，叮嘱家属不给组织添麻烦，捐献器官供医学研究，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伍绍祖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伍绍祖生平简介

姓名：伍绍祖

性别：男

出生：1939年4月

籍贯：衡阳耒阳市

学历：研究生

党派：中国共产党

职务：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人物简介　　1939年4月6日出生于西安，衡阳耒阳市南门外松茂堂人。父亲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母亲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政部顾问熊天荆。

1940年2月，随母亲熊天荆到延安。

1944年，在延安第一完小学习。

1946年，秋转入延安保小，同年冬，加入儿童团。

1947年3月，随延安保小转移，参加二千里行军到达太行，被评为行军模范。

1949年，底加入少先队。

1951年，毕业于北京育才小学。

1951年-1957年，在北京101中学读书，不仅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几乎是全班最瘦小的他居然在一次班级的100公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195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7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攻读理论核物理专业。

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4月，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体协主席。

1960年上半年，当选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会副主席，9月成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委员，开始半脱产学习。由于原校学生会所有半脱产干部因为身体不好或半脱产到期回班了，于是在1961年9月，被调到清华大学学生会任秘书长，主持学生会的全面工作，配合学校党委、团委，团结全体同学共同度过困难时期。

1962年4月，清华大学第15届学生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60年9月─1962年9月担任系学生会和校学生会半脱产干部。由于担任了两年政治辅导员，学习延长一年。

1964年7月本科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研究生。

1965年1月，当选第18届全国学联主席(1965年—1972年)、第4届全国青联常委，同年5月中止学习，调到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

1969年5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河南共青团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并经受“审查”。

1972年4月，调入国务院办公室担任副总理王震的秘书，主要协助王震做好分管国务院的业务工作。

1975年7月─1982年7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司令部二局参谋、科技部二局副科长、副局长，其间，1979年1月─12月，借调至团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开始任第5届全国青联副主席、第19届全国学联主席(1979年—1981年)。

1982年7月起，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务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军区正级干部。

1985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中国新时代集团第二任董事长。

1988年10月，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1988年12月底，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89年秋恢复党组后，兼任国家体委党组书记。

1990年，参与领导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获得成功。他深知体育科技在未来国际体坛极端重要，采取“科技兴体”的战略，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中产生第一批“金牌效应”。中国体操、乒乓球、女子竞走、女子游泳等运动，依靠科技解决技术难点、弱点，收到良好效果，夺得金牌。

1995年-1999年，兼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1996年，率团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任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

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体委改为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体育总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体育总会会长、党组书记。并兼任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执行主席。

在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期间，还兼任过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主席和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荣誉主席等职，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和申办奥运做出了贡献。

1989年12月─1992年7月，在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在职学习硕士学位课程结业。

1996年被美国国立波尔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96年、1997年、1999年先后被聘为武汉体育学院、清华大学、南京体育学院客座教授。

2000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2002年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同年当选中直机关党建研究会会长。

2003年3月成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2004年4月27日，中直机关侨联成立，当选为中直机关侨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

2005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1月，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央党建领导小组成员。

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八、十九届全国学联主席，第五届全国青联主席，中国核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

伍绍祖体育人生

伍绍祖，1939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8年12 月从国防科工委政委、党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是20 世纪中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亦是21 世纪中国第一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2000 年5 月，伍绍祖调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伍绍祖是中国第五位国家体委主任，也是第三位军人出身、具有军衔的体委主任，在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1 年多的时间里，他主持了多项重大体育改革，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的发展制定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政策，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在1988年底到国家体委任职之前，他并不算是一名体育的内行，甚至“不太喜欢体育”。此前，他是国防科工委政委，一名少将。而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从此在体育系统一干就是11年，也由此开始了与体育、与奥运的不解之缘。

1991年，北京的第一次申奥计划启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申奥计划”的最初缘起，竟是来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次视察亚运会场馆时所讲的几句话。伍绍祖说，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参谋，牢牢记住了小平同志当时随口讲的这几句话，或许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第一次申奥。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伍绍祖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当时小平同志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就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而对于第一次申奥的失败，伍绍祖认为，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在伍绍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十几年任期内，他曾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一次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一次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在这两届奥运会上，中国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分别获得了54枚奖牌和50枚奖牌，在金牌榜上均名列第4位。

在伍绍祖任职体委期间，他明确提出要严格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他还被国际奥委会请去做经验介绍。萨马兰奇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在今年的“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上，当谈到对中国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夺金数的期望时，伍绍祖仍然坚持他一贯的立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而且要拿真的，不能拿假的!”

曾经有媒体问：如果请您对今年的北京奥运会讲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他爽快地回答：“还是我过去提的，对运动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体育工作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此前的奥运会上，伍绍祖曾多次与运动健儿同行。而今，退了休的他，笑称自己“过的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今年我不和健儿们同行啦，我和广大老百姓们同行”，伍绍祖说。

伍绍祖一家三代与毛主席的渊源

在我家中，有3张特殊的照片被我珍藏起来。照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拍摄，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毛主席，与他合影的分别是我的祖父、我的父亲，还有我。每当我凝望着这三张照片时，思绪便飞到了久远的过去，那是一段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往事。

祖父伍如春与毛主席

2007年7月，我大儿子一家从湖南省耒阳市老家回来时带来一张照片，是我的小叔叔给的，照片是1919年初夏原长沙点击查看长沙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些校友的合影。照片上一共有21人，第一排坐在地上，第二排坐在凳子上，第三排站着。第一排右数第二人是我祖父伍如春，第二排左数第三人便是毛泽东，那时他刚从北京经过上海回到湖南长沙。据我小叔叔讲，这张照片过去在湖南老家的家中也有一张。1959年我祖父去世后，我的三个小叔叔都分别出去上学、当工人或参军，他们三个人的母亲(即我的后奶奶)也离家走了，家里的房子便出租给别人。“文革”初期这家人怕与“当权派”有瓜葛，便把我家中所有的照片都烧掉了。这次拿回来的照片是最近在一本新出的杂志上发现的，他翻印后由我儿子带了回来。

我祖父是1878年出生的，比毛主席大15岁，原在家乡当私塾老师，为了适应社会变化，1913年又去长沙上了第一师范，与毛主席同年级。那时毛主席才20岁，风华正茂，广交朋友，胸怀大志，以图报国。而我祖父已经35岁，虽然他与毛主席的关系还不错，毛主席称他为“伍大力士”，但他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小，所以没有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憾事。

他在解放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大惜未随长征去，作一鹪鹩不可能”。还诉说了家中生活困难：“云儿救我只杯水，杯水焉能救车薪”。当时毛主席给我祖父回了一封信，是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的，从书法角度看，是很好的草书书法作品。毛主席在信中表示对祖父家中“困难甚念”，并寄去当时的旧币300万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我听父亲伍云甫讲，1955年春节团拜时，毛主席见到他还问：“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寄钱?”其实那时实行供给制，我父母的津贴并不多，但还是每个月给湖南老家寄25元。

前些日子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讲毛主席在长沙第一师范情况的。虽然其中并无我祖父这样一个人物，但把当时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动表现出来了。现在我得到了这一张当年毛主席和我祖父聚会时的照片，心里非常高兴。

父亲伍云甫与毛主席

我父亲是1904年出生的，在我祖父的鼓励下于1920年考上衡阳第三师范，上学是免费的。在这个学校，父亲开始接触到一些宣扬欧洲革命思想的书。1922年毛泽东同志到衡阳三师作过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父亲听了以后，很受教育，遂于次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毕业后他回耒阳县当教师，参加县里的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4月入党。

当教师一个月有20块大洋收入，但党组织那时需要有人专门搞党的工作，当时耒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我父亲讲：“你是要当党员还是要当教员?要当党员就辞去教员。”结果父亲就辞去教员专门搞党的工作了，后来参加了1927年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年关湘南起义，1930年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四队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初被派到赣南参加创建中央红军电台的工作。那时我父亲在中央红军总部工作，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我父亲的父亲是伍如春时说：“伍如春的儿子也来参加革命了!”

我父亲从1931年初到1950年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但家中从来没有他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遗憾。2003年在准备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所在的中直机关工委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有一天，解放初期专门为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照片时，突然对帮助整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里有一张伍书记的父亲与毛主席的照片，你们赶快洗出来给伍书记送去。”这样我就得到了一张毛主席与我父亲握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毛主席是在接见一个什么会议的代表，他正握着我父亲的手与他说话。我特别珍视它，一直挂在我家客厅显眼的位置。

我与毛主席

再一张就是我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了。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46年1月1日，地点是在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我那时才6岁多。照片上一共有33个人，现在大致确定身份的有22个人，我父母和我岳父也在上面，而我正好站在毛主席的左前方。这张照片是2004年7月在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展览上用的，但当时把照片的时间地点都注错了，我向展览的主办方提出来，他们就把这张照片摘下来送给我了。于是我就把它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

这样我家就有了三张非常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有我祖父与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是有我父亲与毛主席在一起的，一张是有我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我感到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革命奋斗史。

我是特别崇敬毛主席的。我认为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革命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体育家。我说他是体育家，是有根据的。毛主席曾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充满了物质第一的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思想，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意味，一直到70多年后我当国家体委主任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还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毛主席写这篇文章时才刚刚24岁。(原载《中华儿女》)

本文作者：伍绍祖(1939年4月8日- 2012年9月18日)，衡阳耒阳人，生于陕西西安，195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研究生肄业，少将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第二任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主持者，2012年9月18日逝世。

伍绍祖七十载风雨人生路

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伍绍祖于9月18日逝世，享年73岁。作为新中国最后一位体委主任和第一任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任职的11年，是中国体育开始密切接触世界的11年，也是为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奠定基础的11年。

伍绍祖1939年出生于西安，十月大就随母亲到延安，儿时第一首能唱完整的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延安读小学时，伍绍祖就秘密成为儿童团团员，和同伴们想着有一天上战场打敌人。他至今清楚记得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学校老师同学两千里长途辗转路上的很多故事。

1957年开始，从本科到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学了8年，在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社会经验之后，伍绍祖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5月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全国学联机关)工作。1965年年底，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后，伍绍祖几易工作领域，在黄湖干校与胡耀邦同志相处两年多，“文革”后期担任王震同志秘书，后又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工作近14年，并接触到他人生中第三个社会老师——张爱萍同志。1988年，完全不熟悉体育领域的伍绍祖被调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当一把手，一干就是11年多。2000年5月，伍绍祖回到自己十分熟悉并怀有深刻感情的中央直属机关，在中直工委担任副书记，又于2004年5月离开，全心做政协工作，直到2008年3月，结束任期，卸下所有官方职务。

可以说，伍绍祖赶上了中国在20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仍在进行的大变革，一生按党的指示走。采访过程中得知，伍老刚刚完成《在党的怀抱中成长》一文。本文节选其中片段，以记述伍老几与党基本成熟后奋斗历程同步的成长历程，以及一名共产党员多年中遇到的经验与教训。

人生三导师

胡耀邦、王震和张爱萍是我人生中的三位导师。

1969年4月份，团中央机关“一锅端”下到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5月，胡耀邦同志来到干校。我们都被分到一连的行政处人员的班里。在与耀邦同志相处的两年多里，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迷信权威，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刻苦思考、刻苦学习等很多优良品行对我影响至深。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社会老师，也是思想老师，是他真正使我走上了永远跟着党干革命的道路。这是我在团中央机关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同志抓住时机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同志，王震同志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王老要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把目光投向了团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的人提出了可以选择的十几个人，其中也有我，但说可惜是一个“反革命”。王老当场就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1972年4月中旬，我去王老那里报到了。虽然在这个岗位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半，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

有一次，我陪王老去看望聂帅。当聂帅了解到我曾是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的研究生时，他对王老讲：“你怎么找了个研究生当秘书?秘书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你应当让他归队。”王老对此很重视。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1975年7月1日，我成为国防科委二局的一名参谋。10月份，我刚办完参军手续就去新疆马兰的核试验基地参加试验。这也是张爱萍同志复出后的第一次大型试验，他作为总负责人乘专机到了基地。这次试验非常成功，我参与了从产品研制、装载到炸后现场检查的全过程，对地下核试验有了比较清楚地了解。我有很多大学同学被分配在这个基地，所以那段时间一天到晚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张爱萍同志是我的第三位社会老师。我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工作的近14年深受他的影响。他非常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具有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抱负，无论是“文革”的摧残还是“批邓反右”重压，他都没有动摇。他还有非常高尚的情操和文化修养。有一次，我提出原子能事业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时，他在我写的报告上批示：“要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向民用。”这就是后来核工业部和其他军工部门提出的“保军转民”口号的由来。所以，我把张爱萍同志称为工作的老师。

“空降”体委

那段时间的国内形势很好，而我从小在军队领导机关长大，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又在国防科技战线上工作了十多年，比较了解业务，人际关系也打通了，感觉如鱼得水，打算好好施展拳脚。但1988年12月中旬，我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工作会议时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刘泽鹏的电话，说要把我调到国家体委当主任。

严格说来，我对体育是一个外行。作为国家体委主任，我在高层次上既要管体育，又要管运动，有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不懂就要学习，一学就是11年半，直到我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应该说是努力了。

作为体育领导机关的一把手，到了很多地方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我讲一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10个小时。2008年，秘书们选出100篇讲话编成《伍绍祖文集——体育工作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在体育部门工作的11年零4个月经历的一些事，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中间的一段的体育工作情况，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我在国家体育工作部门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包括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简称“一法两纲”;轰轰烈烈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竞技体育任务，如圆满完成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工作等;开展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工作;积极推进整个体育事业的改革;进行了运动项目管理改革;抓了申办第27届和第29届奥运会的工作……

由于体育工作是一个公众性很强的事业，在举办北京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时我在电视上和公众场合露面很多，所以我竟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我事情没有干多少，却大大地出了名。

春泥更护花

2000年4月15日，中组部突然通知我调离国家体委，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备战悉尼奥运会和申办第29届奥运会。尽管一般都认为临阵换将不好，但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5月下旬，我被调到中直机关工委。2002年接替武连元担任常务副书记。2004年5月，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孙晓群接替我担任常务副书记。在交接工作时，我认认真真地向他交待了50件正在做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就专心做全国政协的工作了。

2008年3月2日，我的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任期结束了。现在，我虽然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但从不放松自我要求，因为我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所以，凡是我能做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还要积极去做。

今年(2009年。编者注)我已经70岁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这个年龄不算大，但因为我赶上了我国在20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仍在进行的大变革，所以经历的事情却不少。我的成长经历正好与我们党基本成熟后的奋斗历史同步，所以这些经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我党的先辈们是怎么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教育后一代的，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训。

如果我能活到80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积极地看待生死。一方面要与随之而来的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像革命先烈一样视死如归。我想，如果我走了，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让这颗树长大成荫，为地球增添一点绿色。

据《中国报道》

伍绍祖96年在人体科学会议上的讲话

扎实坚持人体科学研究

(伍绍祖在1996年1月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是休息日，我们利用它开了一天会。这就说明我们人体科学工作小组、从事人体科学工作的同志们，是以一种高尚的精神在从事工作。这是一种革命的精神，是一种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的事业可以发展下去的生命力之所在。

刚才我听到一个词，说有一种科研叫“主流科研”，那么另一种就应当叫“非主流科研”了，我们搞的这个事情大概属于“非主流科研”。它什么时候变为“主流科研”，也就是真正成为一种堂堂正正的科研，这要靠我们的努力，要靠其自身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发扬这样一种高尚的精神，不计报酬，不计时间，不计条件，这就是我们这样一种研究——人体科学研究，进入到主流科研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上午，我们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的同志开了一个年会，讨论得很好，大家都是满怀信心的，认为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下午大家开了一个科学报告会，有的同志搞了少量的演示。人体科学每次报告会我都参加了，感觉是水平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今年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概念、观念。比如沈今川同志提出的信息的观念，他说要重视过去照片上记录的一些信息。他认为转变的关键是信息，甚至是核水平上的转变。我是学核物理的，对这些问题，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要面对现实。再比如，吴邦惠同志说到的世界图像的变化就是科学革命的标志这个观念。她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力学，等等，来说明这个思想。宋孔智同志讲的三个层次：实验研究的层次，理论研究的层次，应用研究的层次。我原来在国防科工委一直抓他们的事，我认为他讲的是符合实际的。其他同志在应用方面也有所进步，比如福建水稻育种这个事情。还有云南大学的研究，去年1 1月我去看了一下，感到他们的研究有些特色。比如怎么判断一个人进入特异功能状态，与内蒙古大学讲的人体特异功能状态阈的概念相近。云大的同志以后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仪器，那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进入了特异功能状态。我们只要这样一步一步地坚持走下去，总有一天会堂堂正正地走到科学殿堂上去，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的充分重视，也给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国带来荣耀。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很关心、重视。去年年初，人体科学工作组开会的时候，认为应该把我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一下，于是，上半年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送上去不久，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报刊登了一些文章，引起了波动。后来党中央、国务院有了批示回来，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一、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维持现行性质、职能、任务不变，仍按已经确定的原则和方针开展工作。要在大力提倡科学，坚决反对迷信，引导社会化气功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加强管理。二、要将人体科学研究委托一个部门或一个科研机构具体管理，将其作为正常的科研项目纳入规范化管理。三、各地是否成立人体科学工作协调小组问题，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地根据情况自行确定。我认为这三条意见对人体科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条是讲加强管理的问题。授权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管这个事，其性质、职能、任务不变，过去我们定的五条方针依然照办，而且特别强调要加强管理。第二条，实际上我们已经确定了委托管理部门，就是国家体委的武术研究院。如何纳入规范化管理，具体由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和中编办来落实。第三条，是对各地是否成立人体科学工作协调组已开了个“口子”，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几个省成立了，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办理。

今天上午，我们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开会，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贯彻、落实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这几条意见。归纳起来有这样两个要点：一是要加强管理。大家都同意要迅速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人体科学研究(包括气功)规范化地管理起来。这个管理条例很久以前就起草了，现在准备根据大家的意见再修改一下，用有关职能部门的名义发下去。二是要加强科研。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武术研究院，科研的协调，他们已经委托了一些教授、专家。我们想搞一些高层次的人体科学现象的鉴定工作。现在有的人体科学研究单位作了一些鉴定，你们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是你一个单位说的。我们相信你，别人不一定信你。现在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确认，要搞国家级的认可，层次就高了。做出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相对真理，但这个工作要做。另外，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科研经费，数量不多，今天上午大家说要尽量把它用起来。像刚才有些同志提出需要支援，我们非常乐意。但是不能把这种支援变成一个“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事，要制定一个办法，如申报项目，提交可行性论证报告，然后我们批准，甚至可以订个合同。我们上午开会至少定下来了这两条，一条是加强管理，一条是加强科研，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有一些同志说想和体育界合作做一些实验，这个我们也欢迎，但是我想更实际的是你们不要拿我们的国家队运动员做实验品。这个太危险，万一出了问题，我们的金牌就让你实验没了。你们最好是在你的省队、市队进行实验。如果他们能够进入我们国家队，这就是一个很大成果。如果你这个市的水平不高，但你试验的运动员进入我们的国家队了，这不也很好吗?包括一些食品，你们别拿国家队实验，拿成绩比较差的试就更有说服力。我们的国家队队员本来就是优秀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不一定是用你的方法。

人体科学工作会开过很多次了，我记得自从199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开一次。1995年这一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新情况是从5月份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强烈的对人体科学研究持不同意见的现象。这可能对我们人体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波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所讲的一些事情，也经受了这次波动的考验，说明我们的许多意见是对的，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的。

关于特异功能现象，可能过去很早就有了，我国的一些武侠小说所写到的一些事情，恐怕有点根据在里面，但我们无法考证。远的不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以前，我国就发现一些人具有超出常人的功能。比如说，看穿非透明物遮挡的东西。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发现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或是骗人而加以取缔。1978年年底正是我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在四川发现了一名叫唐雨的少年可以耳朵认字，这就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出现了描述这种现象的“人体特异功能”一词，并把具有这种功能的人称做“特异功能人”。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当时四川省委分管科技工作的书记杨超同志组织了一些科技工作者研究这个事。那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震寰和钱学森同志，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此也非常关心，支持对人体科学现象进行研究。以后在80年代的头两年，在我国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不少“特异功能人”。那时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确认有哪些特异功能现象及其真实性。就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反对进行此类研究的意见。首先是一位老先生著文，说相信有特异功能就是愚昧无知，反科学。紧接着，当时在科技工作领导岗位上的某些同志也出面反对，表示要进行一场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圣战”。一时间形成了对特异功能研究要进行批判的严厉态势。我是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的，还是一个研究生，自以为知识层次很高。当听到特异功能这个现象，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实际上我是站到了否定特异功能观点一边的。主张继续研究特异功能的张震寰同志为顶住社会上批判的压力，在1982年3月3日找我和聂力同志去观看从辽宁来的特异功能人张宝胜的表演，他是希望我们向当时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我是怀着极大的怀疑和挑剔的眼光去看的，但是，我和在座的人都认为张宝胜那次表演作假几乎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改变了我原来绝对不信的看法，而认为像这种类似的表演，100个当中即使有99个作假，只有一个可以完全地排除作假的可能，也是值得研究的。3月5日我出差到上海，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上述的情况和观点。信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遭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有的受迫害，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布鲁诺。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他们的李森科学说才是伪科学。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甚至对哲学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绝好的例于，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使一些庸俗的哲学家惊呼‘物质消失了，只剩下方程式了’，而列宁却以此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后来我听到传达说，胡耀邦同志有指示，大意是：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不要宣传，不要争论，不要批评，可以让少数人去搞科研。这个精神，体现在中宣部1982年4月发的一个文件上，最近我把它找出来了。至此，这一轮批判就算顶过去了。钱学森同志在1980年提出的“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和“人体科学”一词，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并把中医、气功、武术中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到人体科学的内涵当中。

80年代前半期，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发现了很多特异功能人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比较有名的有那么几十个。发现了很多特异功能现象，除了非视觉认字外，还有突破空间障碍、思维传感、破碎物的复原、物体致动和转移、物体的非常规断裂和扭曲、对物体的加温和燃烧，等等。做了很多经过精心设计以确认特异现象真实性和探索机理的科学试验，并努力研究应用的可能性，如治病、材料变性、农业增产、找矿、找石油，等等。但不幸的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迷信诈骗活动，有的甚至有封建会道门性质的成分。为了加强管理和正确引导，在当时中央书记处的关心下，1986年成立了三人小组，成员有贾春旺，安全部的;滕藤，中宣部的;和我，我当时已是国防科工委的政治委员了。从此人体科学的研究基本就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下进行，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请示中央，都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及时指示，工作进展很顺利。这个小组后来有些变化，由于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闹学潮，滕藤调去了，他的工作由李彦同志来接替。后来我们又建议，科学研究的事，国家科委应该来一个人参加，所以又加上了一个郭树言，他当时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三人小组变成四人小组。1988年年底到1989年年初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和郭树言先后调离了原工作单位，郭树言到湖北当省长，我调到国家体委，又赶上了动乱和准备北京亚运会，四人小组的工作实际上就停顿了。

我们四人小组的四个人，搞这项工作完全出于对党，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对人体科学的共同认识。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日常生活中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现象不能被解释，但人体特异现象却向我们挑战了。作为有责任感的人或者团体，必须以认真的、严格的、科学的方法验证其真伪。如果是假的，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将其揭穿;如果是真的，那就真是预示着一场科学的革命，它可能比100年前发现放射性，90年前提出相对论，70年前提出量子力学，和57年前发现原子核裂变的意义还要重大，其应用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会深刻地影响哲学和社会生活。所以我们四个人完全是自觉自愿的，甘冒被人误解的风险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难，以无机构、无编制、无经费的“志愿军”方式去干这件事情。1990年7月14日，我们联名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并提出了建议。当年就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决定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批示请李铁映同志办理此事。在铁映同志的主持下，1990年12月20日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六人小组，成员有贾春旺同志、陈敏章同志、李绪鄂同志、李彦同志、岳枫同志和我。原来的三人小组没有组长，四人小组也没有组长，现在人多了，我当选了组长。同时确定了五条万针，即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组织一些人研究;依法打击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会议还决定：六人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协调有关特异功能、气功活动方面的管理和科研工作。六人小组不是一个实体机构，只负责组织协调和联络，各项具体工作主要靠职能部门去做。六人小组采用不定期开会的方式进行活动，共同研究，分头去办。从此人体科学工作又走上了正轨。我们大约每年开一次会，研究科研和管理方面的大政方针问题。下设一个办公室，就在国家体委的武术研究院，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从那时以来，我们配合民政部，清理和整顿了全国性的人体科学和气功组织，对各种气功和特异功能现象的人物和组织进行了分类、登记并存入计算机，组织和支持开展一些重大科研活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由于工作颇有成效，也吸引了一些有志于此的同志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工作小组的成员也有所扩大和变化，增加了公安部的白景富同志，财政部的刘积斌同志，武警总部原来是左印生同志，现在是王文理同志，还有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杨昌基同志。有的同志退居二线了，像李彦同志，还没有人来换。现在的正式成员实际上是9个单位的9个同志。根据罗干秘书长的指示，名称不再冠以人数，就是称“人体科学工作小组”，一般不冠以“国家”。我们每次开会以后，都向国务院报送会议纪要，有特殊问题再专门写报告。

这几年的工作总的来讲还是顺利的、正常的、健康的。但是从去年5月份，再往远了说是前年的下半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个就是以我为主席的国际气功联合会被取缔的事情，再一个就是有人在报上开始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对人体科学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一些困扰，在人体科学研究领域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有些科研人员怀疑中央的方针是否变了，也有一些特异功能人说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压抑，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的同志采取了一种冷静对待的态度，不是感情用事地处理。有些科研人员要同人家辩论，有些特异功能人提出要告状，这样一搞就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范围了。当然有些人要告是他的权利，但我们还是坚持五条原则，其中有一条不争论，这样一去辩论，不就争论起来了吗?同时我们也多方面做工作，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我们这个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现在中央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工作，要进一步搞下去。同时，我们对于外界的批评，也采取分析的态度。今天上午会上也讲到，确实有我们工作不周到的地方，也有我们队伍当中混杂了很多不健康的因素。我讲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有鱼的眼睛，不是珍珠，也有泥和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人家批评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需要我们认真注意。依法打击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是我们工作的五条方针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和配合公安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从事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科学素质也要进一步提高，要坚决反对弄虚作假，真正把人体科学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但是有些批评意见，或者是某些人的某些意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讲，我认为是欠妥的，因此要旗帜鲜明地说明我们的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深入到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去伪仔真。判断真伪也不能通过表演就下结论，现在我们这么认真去研究特异功能，不少人肯定地说存在这种现象，是十几年来几十个科研单位几百名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总的讲，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什么事情搞假的都不行，如果是搞假的，我们应该揭露、反对，但如果是真的，就要拥护和研究。对待科学也应该是如此，不能随随便便地就说哪一种科研工作是伪科学。我向一些同志讲过十几个观点，现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是假，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要判断人体特异现象的真伪，就要做严密的科学实验。

第二，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事实才是出发点。不能用不符合哪一个原理去否定某一个事实，而应对事实进行认真的审定。

第三，科学不仅要解释已知的，更要探索未知的。我们普及科学，要注意不要造成一种“科学迷信”，窒息了科学发展的活力。特别是不要给青年人造成一种“科学什么都解决了”的错觉，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有大量事物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要探索这些东西。比如关于能量守恒定律，有些同志讲，某种现象违反能量守恒定律，这怎么可能呢?他的脑子里能量守恒定律是个绝对真理，实际上牛顿力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并不是绝对真理。学过核物理的人知道，目前认为质量和能量一起考虑才是守恒的，否则原子弹就造不出来了。原子弹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E =△有个质量亏损嘛。科学对于未知的东西更要敏感，这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一些新发现的现象，不要麻木不仁，固守陈见，也不要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敢面对现实而坐失科学发展的良机。

第四，不能说发现了一些人借表演“特异功能”骗人，就推断所有的特异功能人都骗人;也不能说有的人声称自己可以用气功骗人，别人也就是骗子。

第五，不能说失败了一次就永远不可能了。否则的话，“606”就造不出来了。“606”是在实验了605次都失败了后，第606次才实验成功的，，是一种治梅毒的药。如果实验几次失败了，就认定它是错误的，不就麻烦了吗?

第六，人品、政治态度和科学成就、本领是有联系的两件事情，要善于分析，区别开来。不能说这个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说他有某种功能或说他有某种本领是假的，这是不同领域的事情。敌人的营垒里也有科学家，不只是我们自己人才有科学家，敌人的科学家就不是科学家。有一些人的品德不好，就要批评教育他们，如果他触犯法律，就依法惩处，但若确实有功能或本领，也要承认它，研究它。这是两回事，不同领域的事要用不同的办法处理，要区别开。

第七，科学与祖国、民族的关系。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要失去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贡献的机会。如果有这个机会给了我们，我们却麻木不仁，这就是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抹黑。

第八，表演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表演只能给人以某些启示，不能用看表演就否定什么，也不能用看表演就肯定什么。这是有些文章的要害所在。如果只是看表演，而没有去做什么扎实的科研工作就下结论，就太草率了。

第九，辩论的道德问题。大家可以辩论，但要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要诬蔑、污辱人格。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对杜林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对杜林这个人还是采取了尊重的态度，德国当时的政府迫害杜林，他对杜林给予了很大的同情。我觉得这是科学辩论上的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

第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摆权威、学者的架子，越摆架子就越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第十一，人体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活人。他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涉及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他的心理状态、感情、利益，所以难度非常之大。钱学森同志对我讲：“人体科学是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我认为他讲得非常有道理。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难度很大，不要以为那么容易，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一号营地也很难说，可能还在大本营里待着呢。攀登珠穆朗玛峰是我们国家体委管的，首先有个大本营，是登山的出发地，然后向前依次建立一号营地、二号营地、三号营地、四号营地、五号营地，最后冲击主峰。

第十二，科学问题一定要用“双百方针”，搞争鸣要在学术刊物上、专业刊物上，而不要在社会报刊上大造舆论，这对于国家、对于科学都没有好处。有不同学术观点，在科学园地上去争论，而不要跑到社会上，动用社会舆论来进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正常的、有益的，但注意要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争，要讲道理。不要借助非科学研究范围的力量，比如说借用权势，借用权威，借用政治批判，借用舆论，或者借用群众公决。有一次我看电视，记者拿着话筒在大街上遇到行人就问：你认为这个事(指某种特异现象)可能不可能?我认为这种方式太简单化了。不能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来判断一个科学问题的真伪，同意牛顿三定律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然后判定，这就坏事了。那是政治领域的方法，用群众公决和社会舆论是政治领域的事，科学研究要用科学的办法。

第十三，科学的失误和失败，只要不是故意的，就不要随便予以否定，或者说它是伪科学。要吸取苏联的沉痛教训，苏联的李森科批判摩尔根的基因学说，正式命名它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和我们现在有的说法差不太多，最后证明他自己搞的是伪科学。苏联的农业上不去，有很多原因，恐怕科学工作上的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在中学时学的就是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到大学时偶尔看了一本介绍基因论的书，我一下子就站到了摩尔根的一边。后来我给王震同志当秘书，就对他说这个事。王震同志和童第周、谈家桢、方宗熙同志都是好朋友，这三个学者都是摩尔根的拥护者，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向他们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科学当中确实有伪科学，比如说李森科学说就是伪科学，其特征是为了某种非科学的目的打着科学的旗号故意弄虚作假。也有不科学的，说错了，但不是故意的，不能说它是伪科学。还有一些我叫它“浅科学”，就是比较浅薄的。牛顿力学算不算伪科学或不科学?不能算，它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用的，但是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是相对论力学在宏观、慢速条件下的特例。刚才有一个同志发言，说希望我们的人体科学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的科学，而是在过去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第十四，假的特异功能、假的气功确实存在，所以我们搞人体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鉴别他们，揭露他们。对违法乱纪的，我们要支持执法部门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绝不能让这些人败坏科学的名声，干扰人体科学的健康发展。

第十五，一门学问究竟是真是假要由科学家用科学实践来鉴别，不能由政治家去决定。关于有没有外气的事，不要政治家去说，要科学家去说，这是科学技术层次的事。科学家要用科学的语言在科学的园地去说，而不要用政治语言在政治、社会刊物上去说。政治家说什么事呢?就是搞大政方针，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都可以去研究。同时要求研究者不得弄虚作假、搞迷信诈骗。科学家说的事，是到底有没有，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问题都不大。作为一个行政管理干部，我从来不对哪一个气功学派写的书作序言，要我写就是用哪次我的讲话为代序言，不是代表或支持哪一派，讲的都是方针、政策等原则问题。包括我管的体育工作，教练员的事我从来不管，球赛怎么踢，是教练的事，不是我主任的事。我作为主任就是要说：你要改革，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要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等等，这是我该说的话。球怎么踢，传给谁，这不是该我说的话，这是教练层次的事，所以不同层次的事情不要混作一淡。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不要用与我的合影去为自己的学派壮门面，做“广告”，这是一不好的做法。一门学说的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自身的生命力，而不要依靠外力。

第十六，有一些同志，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气功师”、“特异功能人”受到了攻击，比如说张宝胜同志，我认为他很无辜。张宝胜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但他没有出过一次国，也没有作过一次带功报告，我在科工委的时候能够较好地配合做实验。现在有人点名攻击他实在没什么道理。他很生气，要去打官司。我现在不是他的上级了，是作为一个朋友劝他，我说你算了，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打官司。当然我不敢保证他就不生气，就不去打官司了，作为他的朋友，我应当劝说他不要争论。新闻界有些人就是喜欢你这样，你一争，他就可以赚稿费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观点呢?就是我觉得有些批判涉及这样一些问题。我跟大家谈谈心，谈谈我的想法，也许谈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你们都是搞人体科学研究的，你们怎么研究我不管，但都是要扎扎实实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则。我不想占你的便宜，署个名什么的，但是我要在政治上把握方向，真诚地提出要注意哪些问题。

刚才我前一段说的是历史，后一段说的是观点。前面我说过，我原来的认识和否定特异功能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我看到了一些事实，愿意尊重事实，认为人体科学值得研究。我现在志愿担任的人体科学工作，困难重重，两头受压。一方面反对的人说我是你们的保护伞，为愚昧迷信、伪科学抬轿子;另一方面你们说我的态度不够坚决，支持不够有力，这我都认了。第一次开人体科学的专家小组会时，我曾经说过，我认为这个事可能100年也研究不出来，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总要有少数已经觉悟到的人为此而努力。而且由于是少数人搞，即便搞错了，也不会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万一搞成了，就可能对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这不是很好吗?无非是搞砸了锅，我做出牺牲就是了，对此我也无所谓。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愿意做一粒铺路的石子，垫在通向被钱老称之为“科学的珠穆朗玛峰”的崎岖的小路上，为你们这些勇敢的攀登者创造一点条件，尽我一个共产党员和炎黄子孙应尽的责任。

在第五次国际气功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伍绍祖

亲爱的国际气功界的朋友们：

今天能够见到这么多轻功和人体科学界的朋友们，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慨，因为我参与这项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而现在能达到这样一种“盛况”，所以我的心情很激动。

中华气功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不仅是造福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成为了服务于世界人民健康的共同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为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感到欣慰。

在和平、合作、发展的国际潮流中，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兴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异军突起，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越来越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引擎，搭理发展以揭示人体潜能规律的人体科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和重大意义。

气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宝藏，开发这个富矿，最大限度地发会它的价值作用，人体科学证实打开这座宝藏的钥匙。传统功法所开发出来的人体潜能以及表现出的各种特异现象和作用，只是存在于人体这个巨系统中极小的一部分，仅此，就让人们惊叹不已。揭示这个巨系统的潜能，掌握其规律，科学地解疑释惑，使其作用和功能抑郁社会和大众，大力发展人体科学无疑是一条基本途径。

在人类追求生活质量和健康健美长寿的当今，传统功法在增强体质、抵御疾病、一直玩机等方面起到的有效作用得到了更多的认同，要使传统功法的这些作用更加广泛的汇集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发展人体科学才能真正达到造福于人类健康的目的。

关于人体科学的概念，从广义上讲，就是关于人体的科学;从狭义上讲，这是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一个科学概念，即基于东方文化的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研究人们在一些人体上发现的特异现象，从而造福人类。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他们面对的对象都是人类接触到的同意个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也包括人体在内。但是两种文化所走的途径不同，东方文化更偏重于总体论、系统论、辨证论和天人合一论。它已经发展了至少三千年，虽然受到了很多非难，但是仍然挺立在世界之上，实践证明它是有道理的。西方文化则更多地从还原论出发，仔细地研究每一个局部，然后综合起来。它发展了几百年，现在被世界上多数人所认可，是世界上的主流科学，但是现在也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它也开始向东方文化总体论、系统论、辨证论等靠拢，在研究人体方面，也开始接受天人合一论。这两种文化，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我看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东、西文化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武术、气功、中医、特异功能都是可以属于在东方文化基础上的人体科学，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人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西方文化，帮助他们接受总体论、系统论、辨证论和天人合一论等文化理念。同时，要学习他们的长处，运用他们使用的最新技术手段。

我们作为热爱气功和热心从事人体科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吃得住苦头，顶的住压力，甚至挨得住白眼，招得住谩骂，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投身于这个伟大事业，为发展人体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热爱人体科学的一名老战士，我是你们坚定的支持者!

最后，我借用我在中国体育部门工作时对发展气功提出的四条要求来阐述我对发展气功研究和人体科学研究的看法。

第一，要高举法制的旗帜。要遵守法律，不要危害社会，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

第二，要高举科学的旗帜。要有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要按科学的原则办事，绝对不能搞封建迷信。

第三，要高举团结的旗帜。首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要团结，其次是相信气功和不相信气功的要团结，最后特别是我们气功界的内部，各个门派之间也要团结，不要互相排挤打击。

第四，要高举文明的旗帜。要与人为善，以人为本，要讲道德，不欺骗别人。

这是八年前我讲的四条，这和我们上午宣读的《曼谷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曼谷宣言》中说我们要坚守和平、健康、文明的理念。在讨论《曼谷宣言》草案时，曾经有人提出第四点是否用“和谐”来代替“文明”，其实这两者内容上是相通的。总之，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既然我们的宣言这么说了，及一定要坚持办下去。我们要共同努力奋斗，为构建和谐社会、弓箭和谐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

献给八运会的一份特殊报告

——1997.12月《气功与体育》杂志特稿

一、神圣使命

1997年10月20日晚10点30分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体育新闻》向全国人民播发了一条独特的消息：“在本届八运会的赛场上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中国体育气功服务团。他们经国家体委批准，在八运会组委会的支持下，深入比赛一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健儿进行一项富有特色的服务——气功调理。许多教练员、运动员和八运会工作人员经调理后普遍反映全身轻松、迅速消除疲劳并且情绪稳定，是比赛和日常训练中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在连续几天播报八运会比赛盛况以及金牌获得者的全部新闻中，这条消息显得格外的新鲜与耐人寻味。但是，唯有知情者才知道它的分量——这是我国政府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正式管理气功活动以来，中央电视台在正规电视栏目里第二次代表国家宣布政府管理气功等行为(注1)，是在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组长、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的亲切关怀与倡导下，经国家体委和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正式批准，在八运会组委会和中国武术管理中心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一项气功健身的科研课题。这项科研课题的意义是如此之神圣，担子如此之沉重，使得它的组织者与落实者——八运会气功服务团秘书长、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秘书长郭周礼同志不由得又激动又揪心，他知道，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着是促进气功科学深入发展，还是让某些人获得借口再次向气功发难。然而，当第八届全运会气功服务团的全体成员坐在辉煌、璀璨、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上海万人体育场，与江泽民主席，与46个体育代表团和八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热心观众一起欢庆八运会隆重开幕时，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成功的信念在他们的脑海与血管中奔流，他们在内心庄严宣誓，以自己多年修炼的气功功底，为八运会的成功和体育健儿创造辉煌成绩，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应有的奉献，让运动员满意，让八运会满意，让党中央满意。

二、迈上新台阶

八运会射击比赛现场座落在2万平方米的上海射击中心。这座新落成的射击中心拥有各种形状的白色建筑楼群，绿色的草坪环绕其间，各色鲜花，彩旗把射击中心的大门、甬道、场地装点得鲜艳、热烈。这座射击中心承担国际国内任何大型射击比赛都绰绰有余。中国体育气功服务团的同志们第一站就来到了这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闻讯也迅速赶到现场，对气功服务的效益问题做了全程的跟踪考察与了解。

八运会射击竞赛委员会的领导邓方元副主任、原国家射击队总教练、中国射击协会教练委员会副主任赵国瑞和上海市射击中心的几位领导热情欢迎气功服务团的同志们。在明亮的六楼会议室，大家围着圆形会议桌救座，上海市射击协会副主席、上海射击队主教练谢前乔同志向大家介绍了本届运动会射击比赛的概况、射击中心的设置情况以及教练员，运动员的赛前状况及需求。闻讯赶来的比赛场地的几位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请求服务团的气功师为自己调理，他们因为连日紧张地筹备比赛，各有不同的毛病显现。气功师们本着出发前第一次全体会议规定的“少说多做，做就有效，不成不做”的原则，为他们探查身体情况，并认真为他们做各种不同方式的调理。司机师傅蔡云石客气地问：“我有胆结石，能不能帮我打下来?”安徽天柱山气功康复院院长、天柱功创编人刘少斌气功师热情地说：“虽然打结石不在本次运动会调理范围之内，但是既然来了，我们就来者不拒。”他请蔡师傅坐下，开始为他调理。蔡师傅赶紧听话滴地闭上眼睛，放松形体，认真配合。这时，上海射击队的教练王跃舫领着他的得意学生、运动员赵鹰走了进来，她高兴而又急迫地询问哪位是气功师，能否为刚刚走下比赛台的赵鹰做做调理，赵国瑞总教练喜形于色地将二人介绍给在场的全体人员：“这位就是刚刚获得本届女子小口径步枪卧射的冠军赵鹰，今年23岁。她刚才的射击总分是597环，超过了1990年和1994年在世界锦标赛上由苏联和德国运动员创造的596环的世界纪录!”大家一听马上为这位新产生的射击超世界冠军热烈鼓掌。赵鹰腼腆地笑着。心宇气功创编人刘心宇气功师可能看出了她的疲劳神情，马上走过去，拉过一把椅子请她坐下，二话不说，重头开始为她进行了调理。一会儿，旁边的刘少斌老师问蔡师傅感觉如何?厚道的蔡师傅老老实实地说：“一开始没什么感觉，总想着能不能打下来，后来老师一再强调放松放松，我按照老师说的去做，丢掉杂念，。忽然之间，感到肝胆部涌起一股暖流。我一喜，似乎又没有了，我立即又冷静下来。直到现在，胆部还觉得热乎乎的……”一向冷静沉着、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少斌说：“你接受的比较好，你明天可以去医院查一查，用医院的诊断结果来说话。如果没有排干净，还可以来找我做。”刘少斌把气功服务团的住地及他的房间号、电话号都告诉蔡师傅。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调理完了，站起来活动着头颈、晃动着肩臂连声说：好轻松!舒服!他们满意地告辞而去。这时，郭周礼秘书长对大家说：“为什么选择射击队作为我们服务的第一站、重点站?因为射击队有着良好的基础。原总教练赵瑞同志早已是我们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是应用委员会的主任。赵国瑞同志也是一位优秀的气功师，他本人练功十几年，1982年，他率先将气功修炼引入射击运动员的日常训练之中，作为一项科研项目进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赵教练不愧是气功科学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先驱者。在总教练的带领下，全射击队对气功作用的认识比较明确，思想认同感，实践体验真切，这就为我们的服务工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气功界常讲，‘好气场’，这就是一个好气场。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真功夫、真本领，做到人尽其才，服务到家!”一席话使在场的气功师们备受鼓舞。赵国瑞同志欣慰地说：“我今年64岁了，从49岁开始练气功。当时是跟上海的气功师阙阿水学习。一开始我还不相信气功，看了阙阿水老师五天的表演，看到了真功夫，才相信了，学习了他的功法。我每天夜里两点到四点练功，坚持了半年。我属于迟钝型体质，不敏感，没什么感觉，只是身体越来越好。后来老师说我能为人治病了，我就尝试着为人治一些小病，果真都好了。于是我有了信心，开始把气功应用于射击运动，并作为我们的一个科研项目。到现在，已经15个年头了，气功训练也在好几次国际国内大赛上运用过。经过这十几年的试验与实践，我感觉气功训练很适合像射击、射箭、棋类对弈等运动项目，这类运动不需要检查兴奋剂，而在乎赛前与赛时精神状态能否安定，能否高度集中，不存在念。在如何使运动员镇定这个问题上，我们曾尝试过很多种方法，但经常用的还是气功方法。我的体会是：正确的心理定向加科学的赛前安排加气功支援就等于成功!我认为气功训练在体育运动项目中，不是能不能运用的问题，而是怎么用，怎么用的更好，能不能坚持下去的问题。”这时，刘心宇对赵鹰的调理告一段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马上就过去问赵鹰有什么感觉，赵鹰天真地说：“刚才一比赛下来，我很累，浑身酸痛，真想赶紧睡一觉。老师给我调理时，我感觉浑身发热，热得受不了，就赶紧脱了外。现在身上不酸痛了，感觉全身轻松，舒畅多了。”记者追问她比赛时的情况，赵鹰有些不好意思，拉着她的教练王跃舫的手。王教练年轻漂亮，快言快语，这时更抑制不住欢快的心情：“四年前我把赵鹰选进上海市队，看中了她训练刻苦，有股泼辣劲，但有时成绩不够稳定。在刚结束的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60发卧射比赛中，赵鹰和解放军代表队的徐艺敏都已597还的成绩超过了世界纪录。而赵鹰最后一环成绩好，终于幸运地摘取了桂。”记者马上问：“小鹰，打最后一发时你怎样想?”“我什么也没想，一心集中目标，心理很稳定……”王教练说：“做到自如地心理调控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还要多感谢赵国瑞老师呢!在赛前倒计时的八、九天里，我请来赵教练给以指导。赵教练给我们做赛前调控，在训练过程中，经常施以按摩、点穴。尤其是比赛的头一天即昨天中午，赵教练给赵鹰做了气功外气的调。我们卧射，主要是用手、臂、肩，这几个部位必须有力、稳固。赵教练先从赵鹰的手上打过去，慢慢往上走，经过臂到肩。赵鹰有感觉，觉得手、臂发麻，麻感一直往上走。今天中午12点15分，赵教练又给赵鹰做了大椎点穴，起镇定作用：在命门穴布气，起协调作用;点肩井穴，稳固撑拖。当时赵教练一边做一边和我们聊天，他的轻松态度感染着我们，我们都很放松，环境十分协调、惬意。马上就要开赛了，赵教练走过来，特意赠送给我们八个字：心平气和、坦然镇定。赵鹰进入赛场，卧在比赛台上，我盯着她，思维特别集中，静得感觉到我和赵鹰的呼吸都是相一致的。就这样，在整个赛程中，我们的思维沟通，我们的呼吸同步，我们的心情同样镇定自如……”满面春光的王跃舫教练动情地说：“当裁判宣布了赵鹰的成绩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到赵教练，好好地向他表示感谢，是他给我们帮了大忙!”这时赵国瑞总教练走过来，谦虚地说：“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咱们三个人配合的比较好，主要是你当时在现场调控的好，赵鹰临场心理自我调控的好，发挥得好。”赵教练又对记者说：“我们将气功应用于各种大赛中，的确取得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成效，在各种赛后的总结中我们也都将气功的作用写上一笔，不过有一条很明确的界限就是，运动员取得好成绩，首先在于运动员本人艰难刻苦的训练，在于教练员科学合理的指导。离开了运动员、教练员的顽强拼搏，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气功确实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我们何乐而不用呢!”郭周礼秘书长说：“对，我们千方百计让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气功应用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方一计;要实事求是，宣传上要注意分寸，绝不夸大气功的效用，因此我们气功服务团规定：在有些运动队还不认识气功作用的时候，不主动上;在运动员来人太多，安排不下时，要反复说明气功只是辅助作用，没有它，只要运动员本人平时训练的好，赛前能稳定情绪，照样能做出好成绩。我们在气功作用的提法与气功工服务的范围上严格限制在迅速消除疲劳、迅速止伤止痛、稳定临场情绪，促进良好睡眠等几个方面。”

这时，射击中心的许多人跑到办公楼512会议室，这里已辟为气功服务的专用房间。来人中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场地工作人员甚至家属，气功师们全部认真接待。屋里挤满了人，有的人只好在楼道里接受调理或者排队等候。半天多的时间，调理35人，多数是运动员的各种职业损伤，还有些人要求对其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结石、肾亏、耳聋等疾病给予治疗与调理。

在当晚的小结会上，气功师们交流工作体会，他们欣喜地看到气功服务越来越受到欢迎。其实，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早在全国六运会、七运会，就开始气功服务了，后来还参加了第11届亚运会、第三届亚洲游泳锦标赛。但那时都是以民间组织名义参加的。会场上有一部分人还抱有相当的怀疑或不以为然的态度。而这一次的服务活动是在国家七部委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下达，在召开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工作会议之后，响应部委领导的倡导，在国家体委的正式批准和在八运会组委会的正规安排下进行的服务活动，活动的规格提高了，组织的性质变了，规模也由“队”变成了“团”。气功师们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给予我们这么大的信任，我们的服务质量也应该提到更高的水平，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气功师昂奋地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部自费来参加服务团的，像上海的7.3万名志愿者大军一样，自觉自愿地为体育健儿服务。

当晚的小结会变成了恳谈会，参加过历届历次运动会服务的气功师给新参加的气功师讲服务安全的经验体会，同时还为赶到驻地请求治疗的人继续调理，一直到深夜11点大家才回到各自的寝室。

内行人都知道，所谓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气功师将自己长期修炼积累的生命能量注入到调理对象身上。而长时间地对许多人次的发功无疑气功师本身损耗很大。那么他们怎么能在一夜之间恢复过来而且还有能量继续第二天的调理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询问了一些气功师。有的说他每天晚上深夜要先到大街上跑一圈，然后回屋打坐直到凌晨四点，年年月月、雷打不动;有的说要先静坐到夜里一点，然后睡觉。第二天五点起来练习动功并采吸朝阳之气;有的说来之前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早已于半个月前就蓄足了精力，到这儿来就是要释放，再累也不怕。等忙完了回家再用相当一段时间补蓄回来。还有的灿然一笑，并不作答。看来，气功师们各自都有自己修炼的高招。

三、紫荆花作证

仍然是射击中心场地，仍然是办公楼512会议室，人们早已知晓这一间独特的房间了。每天来的人不少，别的运动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也跑来了，头天来的人第二天又会带自己的熟人、朋友来。

这天上午，来了两位穿着一样的女运动员，记者问她们是哪个队的，她们说是解放军射击队。原来她俩是姐儿俩，姐姐叫曹华，23岁，妹妹叫英曹，20岁。她俩同时都有射击运动员的通病：肩臂、腰、背痛。因为听她们的教练董湘毅和队友李对红说头天调理过，感觉很好，就跑来了。可是当时人太多，她俩来的晚，只好在旁边等候。一个多小时过去。姐姐走了，可是曹英还在耐心地坐等，快到中午时，终于轮到她。气功师刘少斌开始为曹英调理，不但调理她痛的部位，而且连头带脚全身进行了调理。

香港飞靶射击协会副会长、东南亚射击协会副会长、八运会仲裁委员杨国威先生个子高大、体格壮实，他在谢前乔主教练的介绍下来到气功服务室。杨会长说他17年前因为跌倒，造成腰部外伤，后来虽然好了，但总觉得活动有点不自如，并且现在到了一定年龄，他想利用气功求得身体的进一步改善，还想学一套功法，以备“长治久安”。杨会长真诚的学习态度很得气功师门的称赞，说他有长远眼光，不但想吃条“鱼”，还想得到一张“渔网”，以备永远有鱼吃。杨会长一共到512室3次，并且还到气功服务团成员、上海气功师孔宪德家里去拜访。他说他的腰部感觉轻松多了，精力也充沛了。他竖着大拇指说他要把这么好的气功功法带回香港去，让它永远陪伴着自己!

在杨国威会长的宣传下，香港射击队教练何应辉、运动员李浩坚、香港射击联合总会司库郑树明也来到了512室。他们都已经比赛完了。这次来主要是早就对内地气功功夫很向往，想亲自体验一下内地大师们的功力，同时他们各自有身体上的苦痛。李浩坚身患20年的皮炎，总是觉得又痒又难看，曾找各种中西医看过，不管用。郑树明的左手无名指一年前因扣枪机过度造成增生、坏死，手指头肿胀弯曲。气功师们当场给他们发功。功后，李浩坚感觉不痒了，很舒服。郑树明感觉无名指肿起处很热。气功师如实地告诉他们，只要有感觉就有希望，但是他们的病一是时间太长，二是程度比较重，彻底治疗不可能一朝一夕，希望他们坚持多调几次。李浩坚与郑树明都表示：根据大会规定，比赛完他们就要回香港去了，但他们已经体会到了气功调理的威力，这给他们带来希望。他们回到香港，要么找香港的气功师调理，要么再回到内地请在场的气功师调理。他们与气功师们交换名片，连连感谢，并说：“等到紫荆花盛开之际，我们将采摘一大束，送给气功师们。”在场的所有成员看到气功师与香港运动员亲如兄弟的场面，都感动的热烈鼓掌。大家觉得，气功师的服务工作，其意义已经延伸了许多、许多。。。。。

这一天，王跃舫教练和赵鹰又来了，董湘毅教练和李对红又来了，蔡云石师傅又来了。陕西队、河北队、湖北队、河南队、甘肃队、内蒙古队、黑龙江队、上海队、射击竞委会等等的部分领队、运动员、工作人员以及领导也来了，他们经过一次或几次的调理，普遍反映：头脑轻松、浑身轻松、痛的部位不痛了，夜里睡眠好，赛前杂念少，能较快地集中精神，稳定情绪。在几天的调理过程中，无一例不良反应。别的项目运动员听说有气功服务这件事，对气功有认识的领队也主动找上门，希望气功服务团上门服。，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一位副主任也热情介绍到他所主管直播传送几个比赛场地去。新华社三位记者听说此事，也主动找上门希望调理，并请介绍这方面的知识。香港亚视的记者格外灵敏，像发现秘密武器一样，立刻打听怎么回事。在多方请求下，气功服务团轮流到了网球比赛中心、田径主赛场、自行车队驻地及赛场、主会场新闻中心、游泳比赛馆、武术比赛馆，还有为体育比赛设置的各种辅助性单位，如餐馆、宾馆甚至到个人家里去进行服务。只要服务团的团旗张挂到哪里，都会引来不少请求调理与治疗的人、好奇打探的人，以及记者乃至警察的过问与请教。每天下来统计人数，都是几十人次，调整内容也早已超出了体育比赛临场调理范围。气功师们个个都是多面手，他们不仅用气功疗法按摩、点穴、正骨、给药，中西医结合，透视遥视遥治…什么管用就用什么方法，法无定法，只要能迅速见效。有的运动员浑身伤痛，椎骨变形，内脏有瘾伤，调理往往需要半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气功师自己累得满头大汗也不休息，更不喊累，调理完总是向被调理者说明他的病根在何处，今后应该如何注意，然后就接手另一个人继续调理，从不多说别的话，更不见有人停下来聊天，他们在自觉在贯彻着服务团的要求：少说多做，让事实说话，让公众作证。让事实说话，让公众作证。

四、海峰坦言

头天晚上的特异功能表演到第二天还有人津津乐道。为了调剂运动员的生活，也为了向人们展示气功的高深功夫与作用，气功服务团在射击中心举行了一场小范围的特异功能表演。到场的有竞委会各射击中心的领导、领队以及部分教练员运动员。刘少斌气功师的“定身术”、“强功致动”，刘心宇气功师的“意念煮鸡蛋”，令在场的人大开眼界、大为惊奇也大为开心!功能的演示不仅向人们表明了“外气”与“意念力”的客观存在，同时也表明，只要认真刻苦、坚持不辍地修炼，就能练得一身好功夫。第二天，来找气功服务团的人更多了。服务团刚下汽车，来到射击中心宽阔的草坪，就发现了我国奥运首夺金牌、实现零的突破的世界射击冠军得主许海峰过来了。许海峰同志热情地与大家握手。气功师们很高兴，纷纷与许海峰合影，请他在八运会首日封上签名。许海峰对大家真诚坦言：“气功能健身治病这是肯定的。我原来大病没有小病有一点儿，眼睛不是很好，身上长毛囊炎等东西。86年我学习了马礼堂的六字诀，感觉效果很好。现在运动员经常说这个病那个痛的。先别说治，如果练气功，在防病上就会起作用，也不至于在赛场上因为身体不好而受到影响，或者是离开赛场以后带走的是一身的伤痛。在射击等运动项目上要求心理素质好，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射击训练中结合气功训练，练了后感觉在较紧张的情况下能达到较快的放松，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效果。” 许海峰同志最后明确表示:“我认为气功在体育训练上应该给以推广，也希望气功训练能在体育事业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许海峰的亲身体会与热情鼓励使在场的每位气功师都深受鼓舞。

在512室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候了。王跃舫教练和赵鹰头一天已经跟深圳气功康复中心主任、幸福功创编人黄元福约好，今天要学他的幸福功，所以早早就来到了512室。黄元福热情地邀她们进屋，一招一式地教了起来，“排阴... ...升阳......归经.....”随着黄元福的动作与口令，王教练与赵鹰认真地学，一丝不苟。在教功中，黄元福已经查觉到赵鹰第三腰椎横突影响腰、腿，胃部腹部之间有一包块，于是让赵鹰躺在长沙发上给她调理，决定先把腹部的包块排出去。开始一按腹部，赵鹰就皱眉头,说那儿刺痛，黄元福指出包块就在这儿。赵鹰以为“包块“很严重，比较紧张,黄元福立刻解释：是一团凉气聚在这儿了，原因是平时吃冷饮太多，不注意造成的，不是实体，排散出去就好了。赵鹰放了心，黄元福一边给她排气，一边很悠闲地与赵鹰聊天，问她有什么感觉。赵鹰受到气功师情绪的感染，也越来越放松，接受状态越来越好。她感觉肚子里面逐渐发麻发胀，有一股气流在缓缓转动，肚子里咕噜咕噜的。一会儿她说肚子不痛了，记者走上前去，大力在她腹部胃部来回按压，她均说不痛。接着黄元福又给她腰部正位。调理完毕，赵鹰坐了起来。因为王教练和赵鹰天天来，大家已经很熟，赵鹰也不腼腆了。她高兴地说:“这会儿我觉得眼睛特别明亮，全身轻松愉快，精神状态特别好。以前我总爱疲劳，现在一点儿疲劳的感觉都没....”旁边有人搭话：“你这会儿不只眼睛明亮，你的脸色都白里透红，更漂亮了!”说得赵鹰又兴奋又有点羞涩，脸面更光采照人了。早已等候在一旁的解放军队教练董湘毅过来请黄元福老师给她的学生李对红调理。李对红是26届奥运会运动手枪世界冠军，可是这次却没打好，不能进入决赛。李对红说她的双膝盖一遇阴雨天就痛，以后逐渐发展到双肘、双臂，有时脖颈痛，头很沉重，有一次竟然痛得丝毫不敢转动，她很怕落下什么毛病。李对红天真地一再强调：“我很相信气功，很相信气功.....”黄元福指出她是较严重的风湿痛，并且她也有第三腰椎横突综合症。黄元福给她认真做了腰部正位，四肢进行了按摩、点穴并对全身发功排病气。但是也指出，风湿病不可能一次治好，还需要多次的配合治疗。李对红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连连点头。与此同时，刘少斌老师给董湘毅教练调理。董教练由左肩痛发展到手指关节增生、疼痛、刘少斌指出她的病根是生孩子月子里落下的，加上职业训练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当刘少斌为她发气治疗时，董教练明显地感到气冲病灶，左肩激发了更强的痛感。河南移动靶领队王灿章颈椎僵硬已经11年了，经黄元福治疗感觉脖颈有跳动感,轻松多了。上海射击队领队郑志德总是头痛颈痛、痛起来像个大石磨盘压在头顶，多年治不好。黄元福指出他是颈椎增生钙化加一种不良的信息，并指出了这个信息的根源。郑志德连说“对、对”，并奇怪黄元福怎么会追踪到这个外人从不知道的信息。黄元福不答，只管认真给他治疗，连续两天的治疗，在送气功服务团离开射击中心的车前，郑志德高兴又幽默地说:“如今，这颗脑袋才真正是我的了!”说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

在此期间，八运会竞委会副主任、上海射击中心主任邓方元同志也在百忙中抽空请气功师给他调理了肩背痛，谢前乔主教练及夫人也进行了调理，许多队的运动员也得到了满意的服务。黑龙江队的手枪慢射运动员吴辉在进行了腰部治疗后说:“确实轻松多了，这种感觉和有平时的按摩效果不一样。”最有意思的是一位网球运动中心的工作人员请气功师猜猜他是什么病，气功师刘文龙说:“不用猜，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是严重肾亏。”这位老兄倒挺坦诚:“是的，我刚从国外回来，我在外面太花了，自感这样下去不行，就回来了。回来后经常感到头晕眼花，腿发软，又不知怎么治.....”刘文龙说:“真是不是不报啊!现在我只能先给你补补气吧。”个子高大体格健壮的刘文龙开始认真地为这位老兄补气。可是怎么发气，后腰、后背、双肩、前胸、腹部、头部，发了半天,这位老兄都说没任何感觉，弄得刘文龙又纳闷又尴尬，心想:不对呀，我都出了一身汗，他怎么会没感觉?这时黄元福走过去手一搭，立刻说:“你怎么没感觉，看你身体热的，手心都出汗了,还没感觉?”这位老兄才不好意思地笑了。临走前记者悄悄问他:“你怎么老说没感觉呀?”他倒老实:“我不就想多补点气嘛!”说得记者又好气又好笑。还有一位姓丁的女运动员，头一天经服务团“见习成员”(注2)鲁杨才、王雁的调理，明确告诉她:她的体质不大适合气功调理，建议她采用中西医或其它方法。但这位姓丁的运动员“百折不挠”，天天来并动员领导说情，自己调理完还要求做各种预测，经服务团领导同意给她进行了身体预测后又要求对她的家人预测、对她将来的运动生涯预测，这就大大超出了服务范围——气功服务团明确规定:除了身体调理以外，其它任何形式的内容都不允许搞。王雁委婉而又坚决地回绝了她，并嘱她成绩的取得只有通过自己的刻苦训练，别无它途。

五、正义与靠山

为了迎接气功服务团的名誉团长、国内外著名免疫学家、现代气功学的奠基者、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教授的到来，气功服务团的成员们下午提前点收工，回到驻地。大家边互相调理边看电视。突然一人大喊：“快看!伍主任到射击中心来了，正在给运动员发奖呢!”大家赶紧凑到电视机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正在笑容满面地往运动员头上佩戴金牌。这会儿站在领奖台上、胸前金牌闪亮、怀抱鲜艳花束、正在欢笑着向观众招手的小姑娘，正是昨天上午来到512室的运动员曹英!播音员清脆的嗓音报出:“曹英女子运动手枪射击总分694.7环，获得该项目的八运会冠军!”大家又笑又跳又鼓掌，为自已给运动员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而兴奋，大家又为伍绍祖主任能亲临射击中心为运动员发奖而激动。气功服务团的所有同志们深情地回忆着过去几年走过来的路，他们都说:没有伍主任的支持，气功科学怎么会发展到今天!

是的，气功科学发展到今天是多么艰难啊!从79年刚刚发现唐雨耳朵认学起，气功和人体科学就遭到了无休止的怀疑、谩骂、攻击、诽谤。张震环将军拍案而起，擎起了气功科学这面大旗,终于使气功科学从山林走向城镇，从民间走向科学殿堂。但是，他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在气功科学正待深入发展的时刻走了，而反对的涛声并不因为老将军的去世而有所减弱。1995年第三次大规模反对气功科学、人体科学的浪涛甚嚣尘上。众多的大小报、杂志、书籍纷纷刊出言词激烈的文章反对气功科学、人体科学。有些人不但公开出书，广为发行，大骂这个气功师是“骗子”，那个气功师是“巫师”，而且连观看特异功能表演的旁观人士，只因称赞了表演的真实神奇也被痛斥为“老糊涂”了。更有甚者，还借开会之机，将矛头直指党的舆论的最高喉舌机关——中央电视台，说:中央电视近几年“狂热地”宣传了伪科学。刹时间，人们不禁惶惑:莫非中央对新兴科学的方针政策(注3)变了么?人们忧心忡忡，叹息不已:这股强大的风势会把气功科学的研究推迟多久?气功科学的研究还应不应该进行?现在,谁又会来打这面大旗,引导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呢?

1996年1月，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召开会议，工作组成员——国家九大部委领导全部出席。全国六大气功研究组织，各有关科研机构、军事科研机构、各高校研究单位以及部分新闻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了在气功科学、人体科学上居于国内外领先地位的研究论文与学术报告。伍绍祖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伍绍祖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人体科学工作的指示:要在大力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引导社会化气功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加强管理。要将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委托一个部门或科研机构具体管理，作为正常的科研项目纳入规范化管理。这个指示将人体科学研究做为众多的科研项目之一来进行正常的研究，这使人们松了一口气，倍受鼓舞,消除了人体科学工作者和千千万万参加气功健身活动的群众的忧虑，给人体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伍绍祖同志恳切地向大家坦述了他对人体科学认识的几个阶段(以下引号里至“....共同为这个事业去奋斗”一段的讲话均是伍绍祖同志历次讲话摘录。作者整理,文责自负。):“我本人是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的,是研究生，自以为知识层次很高，听到特异功能现象,第一个感觉是不可能,是瞎扯淡。”当伍绍祖同志本着实事求是、唯物主义者的胸怀去接触、去观察了许多特异功能现象以后,他认为这种客观存在值得研究,并且不能允许社会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继续存在,必须加强管理。在中央书记处的关心下,1986年成立了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当时是三个部委的领导参加,后来又增加了国家科委。“我们四人小组搞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对人体科学的共同认识。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地球上没有什么现象不能解释了。但人体特异现象已经向我们挑战，作为有责任感的人或团体乃至党和政府,必须以认真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验证其真伪。如果是假的,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将其揭穿，如果是真的，那就真是预示着一场科学革命。这可能比一百年前发现放射线、九十年前提出相对论、七十年前提出量子力学和五十七年前发现原子核裂变的意义还要重大。其应用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会深刻地影响哲学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所以我们四个人完全是自愿的。甘愿冒被人误解的风险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难，以无机构、无编制、无经费的“志愿军方式，去参与这件事情。”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每年年初召开一次会议,形成惯例。他们以邓小平理论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负责组织、协调、联络全国人体科学工作。得道多助。几年来三人小组一直扩展到九人小组,1997年又成为十人小组，成员均为各大部委的领导同志(注4),伍绍祖同志一直担任组长。“我们每次开会以后，都向国务院报送会议纪要;如果有特殊问题，再专门写报告。”在1995年那股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实质反对人体科学的一股歪风中，有人采取的许多手法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直接进行人身攻击，一些确实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士沉不住气，想要公开应战,想要对簿公堂，但是，伍主任耐心地劝说他们不要去辩论,要脚踏实地地去配合科学研究工作。“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人体科学工作组还是采取了冷静对待的态度,而不是感情用事。有些同志要去跟人家辩论,有些同志提出要告状。如果这样一搞,就脱离了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围。有些同志,他愿意就搞他的。作为我们，仍然坚持五条原则，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其中有不争论的问题，你一去辩论,不就争论起来了?我们向中央有关同志汇报,我刚才念的就是这个批示。这就是坏事变好事，因祸得福,使我们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肯定了工作要进一步搞下去。”是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指引下,在伍绍祖同志的正确带领下,全国的人体科学工作和全民健身气功活动一步一步走上正规，走向发展壮大。1996年8月5日，中央七部委文件《关于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下达了。这个文件充分肯定了气功健身的历史及现实的意义，明确了气功的归口管理部门，以及管理的步骤与程序。这一文件一扫广大气功爱好者及科研工作者心头的阴霾。有人高兴地说：当年有首歌叫《海外的孤儿有了娘》，说的是祖国强大了，华侨也扬眉吐气。现在七部委文件一发,我就有这种感觉,感觉党中央是我们气功科学工作者的强大靠山,从此我们有人管了,有政府作主了，也知道该怎么走了!1996年底跨1997年初，在石家庄,在国家体委的支持与批准下，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气功养生交流大会,这是气功界第一次组织的大规模的政府行为。1997年5月7日,在北京卧佛寺，由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国家体委出面，与民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安部等部委联合召开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制定了健身气功管理条例,并由各省市体育部门贯彻落实。这标志着社会气功的管理工作从此纳入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这是气功工作迈向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管理轨道的开端。从此,全民健身气功活动有了国家颁发的行业法律法规,再也用不着担心有人说三道四、凭空指责了。伍绍祖同志在这个会上号召大家“抓住机遇，知难而上，为推动我国;气功事业更加全面健康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伍绍祖同志就是这样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领导着气功科学发展的工作。这其间，他也遭到了不少的误解。伍绍祖同志说:“有人说,这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吃饱撑的...有人说,气功都是封建迷信，有人把气功与“伪科学’划等号，造成一种谈气功色变的气候。面对这种状况，一种做法是为了自身的平安,不闻不问，不去管他;另一种做法,就是对党、对人民负责挺身而出，勇敢地迎上去。这就是两种态度,两种选择，是做官还是做事。小平同志在第三次复出以后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儿工作。我想，谁叫你是共产党人呢，共产党人就不能为做作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有别的选择。如果把习练气功的五、六千万人排除在全民健身之外、排除在体育工作之外,就是我们体委的失职;如果把这么多人参与的大事放下不管,真搞乱了,就很可能被坏人掌握,那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为了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应该甘冒被误解的危险，要有这种思想境界。”是啊，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才能达到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才有大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成功地推动着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在伍绍祖同志的带领下，气功科学人体科学又发展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第二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各级政府的管理下、气功科学人体科学走上了规范法、科学化、法制化的更加深入研究发展的轨道。“我之所以支持这项事业,而且自愿地担任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组长这个不讨好的工作,是因为如此,就需要有一些人做出自己的努力，甚至是牺牲。我曾多次向中央和人体科学界的同志们表示:我愿意做一个铺路的石子,垫在通向被钱老(注5)称之为科学的珠穆朗玛峰的崎岖小路上，为勇敢的攀登者创造一点条件,尽一个共产党人和炎黄子孙的责任。也希望大家努力提高认识,共同为这个事业去奋斗。”

伍主任的一番话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气功服务团的成员们回顾着这一切，感慨万端。他们的心中升腾起一股喷薄欲出的激情:感谢上苍塑造了像张震环、伍绍祖这样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非凡胆识与高瞻远瞩，注定了他们能在惊涛骇浪中洞察科学真谛，勇担历史责任，在人体科学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抗住方方面面的压力，推动人体科学事业前进。此乃人体科学事业之幸事!乃所有热爱人体科学事业人们之幸事!

早在开幕式那天，气功服务团的同志们在观众台上听到伍主任在致辞时，因连日操劳嗓子都哑了，大家都希望能为他尽些力，可是伍主任太忙，始终没有时间。现在大家看着电视屏幕，最想问的就是伍主任的嗓子好了没有?可惜电视里没有播放伍主任的声音。有人焦急地说:“给那么多人调理，却不能为伍主任尽点力，要我何用?!”有人扼腕叹惜失去了机会。还是郭秘书长冷静，见时间已晚，分派一部分人马上去机场迎接冯理达副院长，一部分人到上海莘闵大酒店驻地去等候。

当身着洁白海军服的冯理达副院长健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不禁眼睛一亮: 72岁的冯院长在连续奔波于南京——北京——上海的几天路程后，竟然还是那么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冯教授几十年坚持练功不辍,在60岁高龄时还亲手为几位癌症病人打下过癌瘤，标本保存至今;她办公室及研究室里的花木，在她及工作人员的发功培育下，冬天都能开花结果。在冯院长的带领下，她们免疫中心的气功科研组长期坚持以现代科学的先进手段，对传统气功进行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做了许多次关于外气存在、内外气对肿瘤、细胞、植物、人体等作用方面的科学实验，出版了《现代气功学》专著,奠定了现代气功学的理论基础。在80年代，冯理达教授就首先提出中国免疫学等新学科思想，为世界瞩目;现在，她又一次指出:气功学不仅仅局限于医学，还应包括体能、智能、体育、教育、农业以及对生物、无生物的研究，也就是人体科学、生命科学及宇宙科学——21世纪的科学!冯理达教授是我国科学技术新学科新技术的带头人之一，她在推进我国传统医学和气功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上起到了关键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次她作为中国体育气功服务团的名誉团长，我国传统医学和气功事业沿着健康的机道发展上起到了关键性的积极的促选作用。这次她作为中国体育气功服务团的名誉团长，为了支持这项活动，她刚从南京开完会，回到北京办完事，又从北京匆匆赶到上海。到了宾馆，擦了一把脸，就召开了气功服务团第二次全体会议。冯教授观点鲜明地指出:“国家体委批准气功服务团参加八运会，这件事的政治意义很大。这一方面说明国家从政治上对气功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在国家最高级的大型活动上让你们充分地发挥作用,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就这件事的本身，一切攻击气功的言论都会不攻自破。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谓的辩论上，要为人民为体育健儿拿出真实本领来,服务好,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说得大伙儿热血沸腾,连连点头。

冯教授在听取了几天的工作汇报后提请大家的服务工作再上层楼:①既然已经在几次大型体育活动中服务过了，就要将服务水平相应地提高。要善于总结经验,进行定性定量的统计分析,逐步改进和完善服务的质量与层次;②注意不要说过头话，气功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与配合的手段，同时注意与中西医、体育医疗、体育科研等系统热情地配合与合作;③服务团的组织一定不能杂,气功师的功能功力要真实可靠,经得起考察。尤其注意气功师的品德，在服务上下真功夫，不能以此做为沽名钓誉的资本;同时要爱护气功师，不要因耗气太多身体受到损害。要多发现多发展优秀气功师充实到服务队伍中来。富有经验的冯教授的讲话使大家由衷地佩服，心想有这样的领导者,什么事干不好呢!

会议正在热烈严肃地开着，郭周礼秘书长转告大家:原国家体委三司司长、国际泳联执委、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气功服务团团长梅振耀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向大家问候并了解服务进展情况。梅团长原定亲自带队来上海，出发前两天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不能成行，但还时刻惦念着服务团的同志们。同时问候和听取汇报的还有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武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国琪同志，中国武术研究院气功部部长郝怀木同志。他们还转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八运会期间召开的中国武术协会常委会上又传达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办法以便在各地的各级体委部门、武术管理部门贯彻落实。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媒体都对此事做了公开报道。与此同时，上海市体委副主任、八运会场馆建设部部长赵英华同志也向冯教授表示欢迎并向服务团表示慰问。大家十分感激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大家想起赵英华副主任在团员们还未到上海时就已经多方联系，为气功师们找好了宾馆,订好了房间,并且在办理八运会的出入牌方面提供了许多方便，特批允许气功师们在所有的体育场馆出入。大家深切地体会到，气功服务团的活动之所以这么顺利这么成功，全在于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活动将一事无成。

会议开完了，服务团还要赶往上海游泳馆,那里正在进行游泳决赛。大家劝冯教授休息，可她坚决要和团员们一起去，一边走一边说:“我不是来休息的,是为大家服务的。只要对气功科学有利，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大家见冯教授这么谦虚、平易近人，这么不辞辛苦,心里都是热乎乎的。服务团来晚了,游泳大赛已经开始，欢呼声、加油声震耳欲聋,场面十分热烈。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负责现场直播的一位副主任的帮助下,服务团成员来到比赛中心场地坐下来,随时准备为运动员服务。忽然,江苏队的领队走过来，他认出了冯理达教授，紧紧地握着冯教授的手，又交换名片又合影留念。当冯教授说明来意，他马上请求:“我的队员正在比赛,等比赛完,能否请气功师们给他们调理一下?”冯教授答应了他。这时，机灵的河北电视台的记者马上过来，迅速发问:“冯理达同志,请您谈谈气功与体育运动结合的作用,好吗?”冯教授从容而答:“气功是自古以来千百万中华同胞智慧的结晶。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肯定了它对人有着整体健身的作用。通过我国一些运动队的实践和在几次大型运动会上的气功服务看,结果是良好的。不光健身，它还能激发人体的潜能。因此,气功在体育的许多领域有着广阔的前景。”

六、实践的昭示

尽管中国体育气功服务团的活动并没有张扬，然而知道的人还是越来越多，找上门来的越来越多。怎奈服务团的活动日程安排得特别紧，一些曾获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教练员、新闻界的领导找上门都腾不出空儿。当人们得知气功服务团的工作就要结束，气功师们将回到各地，纷纷询问:何时再来?到何处找你们?以后再有活动一定要提前来啊!......盼望之情溢于言表。气功师们内心也是又激动又复杂:圆满完成了任务，松一口气，自然是愉快的;连日的调理奔波，自然是劳累的;面对着人们的赞赏与挽留，自然又感动又依依不舍。在这里,还有一种别样情怀:就要告别美丽的上海大都市了。事情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好的气场。而名副其实的“大上海”就奠定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上海建设的成功，八运会的成功,推动了方方面面事业的成功,其中也包括我们这支小小的独特的气功服务团工作的成功。

气功服务团的任务结束了，留下了这样一份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周的服务时间里，有300余名八运会人员接受了气功调理,调理效果如下表:

时间(天)

人数

调理范围

良好

较好

无感觉

不良

总评价

运动损伤治疗疾病

7300 85% 15%85% 10% 5%0有益无害

小结:①气功调理在迅速消除运动员疲劳、缓解或止住临场伤痛、促进睡眠、稳定情绪、临场较快集中精力、抗外界声音干扰等方面均有较明显的作用。

②气功调理运用得当,没有任何副作用。

③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气功调理，极个别人因体质问题反应不敏感,可做其它方法调理。

实际上，有些运动队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将气功运用于训练与比赛中。请看新民晚报1997年10月13日第十版《体育新闻》上有一篇文章《消除紧张、各有妙法——女子廿公里个人计时大战前即景》，上面有一段描述.....这枚金牌有力的争夺者是吉林队的王庆芝、河南的马慧珍与甘肃的张惠，她们是上半年该项目预赛的前三名。为了缓解紧张的心理,发车前三人各有妙法。张惠盘腿席地而坐，不断地深呼吸，双臂缓慢地从上至下，从内向外画着圈，像是在做气功;马慧珍坐在地上，教练在为她按摩脸部，一副惬意的样子; .... 只见王庆芝紧闭双眼，她的教练则用手指轻点其头皮。”我们不难看出，她们的动作决不仅仅是“像”的问题。

现在,在“全民健身计划”中,已经顺理成章地引进了气功健身锻炼方法，伍绍祖主任指出:“‘气功热’是当代中国的一大社会现象。目前,全国参加习练气功的人比参加任何体育活动的人都要多。足球搞得这么热，已经火爆得不得了了，四年下来才一千五百多万人观看;而习练气功的人据说有五、六千万人之多，我看二千多万是有的。在今年3月进行的第二批全民健身方法评选中，属于健身气功类的超过了30%。这说明气功的影响很大。”那么，我们不妨设想,在体育竞技的训练当中，能否也引入气功训练方法呢?气功训练不占场地，不用任何设备，用极少的投资便可随时随地进行,灵活机动，简便易行。”1995年初召开的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年会上，伍绍祖同志看了云南大学几位教授对人体科学的研究成果后就曾建议:“可以和地方运动队联合搞一些试验，作为科研课题。不要拿有望夺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搞。可以从小起步，逐步加大....”在这次的气功服务活动中，也曾做了迅速增加爆发力的试验。当时记者和几位教练经受了王跃舫教练左右手之力，感到她的右手力量比左手弱。但经过气功师鲁扬才对她双肩某部位不接触点穴发功,再试受,她的右手力量明显增强。当时大家认为没有握力器等仪器的严格检测,手试不算数，便没有进行下去。试想一下，如果气功手段真能起到增力效果，那么在举重、摔跤、投掷等项目上不是很有意义吗?

国家的大型的运动会还会不断地举行下去，气功服务也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奉献。总结几次的服务情况,建议:

①气功服务活动的审批手续尽量提前，以便气功师提前进驻会场,早几天给运动员调理，可以使运动员的赛前状态更良好更稳固。这次的审批到正式开幕的头一天才确定下来,行动不免仓促。

②对气功认识的转变工作应加强,尤其是教练员对气功作用的观念更新至关重要。只有教练员、运动员乐意接受气功调理，才能配合好取得好效果。这次服务期间也有人对气功仍然持疑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当然,这也是正常的，不足为奇。

③临场调理可以起到速战速决的作用，而若运动员都能学到一、两种好的功法并坚持修炼下去，定能收到久远的良好效益，从而也可避免“临时抱佛脚,”增加保险系数。

④将气功服务于体育做为一个长期的科研课题，以正规的方式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们将倍加关注这富有中国特色的科研项目的进展。

七、迎接新篇章

在此通讯即将脱稿之时，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八运会以外的新消息。据了解，今年年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国家体委之后，也将正式出台我国医疗气功管理条例，那时，国家体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委将与新闻界联合行动，对国家的两个在气功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普及性的宣传，国家体委系统与卫生系统将全面贯彻两个法规。而对人体特异现象的研究，仍将遵循中央的一贯方针“不争论、不宣传、不批判,组织一些人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而继续由科研单位进行下去。那时，人体科学、气功医疗科学、气功健身科学三条战线将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同时起动共同前进。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我国能向世界科学界提交份我国自行研究的人体科学、气功科学在高科技和医学、体育领域的崭新的报告，让中华民族流传了五千年的气功瑰宝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重新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这一天一定能够来到!

注①: 1997年5月7日，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制定了全国健身气功管理条例并由各省市体委部门贯彻落实，从此开始了政府管理气功事业的新开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于次日正式在第一套节目和第五套节目里六次播发了这条新闻。

注②:凡参加气功服务团的成员必须经该团审查委员会从功德功能功力功法上进行严格的审查。曾有许多热心的气功师要求参加此次活动，为保证服务的质量与声誉，未来得及审查的都劝阻了。在开幕式后赶到上海、又确有真才实学的气功师只允许做为“见习人员”参加部分活动。

注③: 1990年12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次有关的会议上宣布了国家确定的人体科学工作的五条方针:1、不批判;2、不争论;3、不宣传;4、组织一些人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5、防止、取缔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封建迷信和诈骗活动。1995年8月，中宣部重申了中央的五条方针,并在第五条上加了一句“是否封建迷信、诈骗,要由公安部门认定”。

注④:国家人体科学工作组到1997年发展为十大部委组成，它们是:国家体委、中宣部、公安部、国家科委、卫生部、财政部、总政治部、安全部、武警部队、民政部，组长仍由伍绍祖同志担任。

注⑤:钱老即钱学森。钱学森同志指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体科学的研究是非常难的。就我现在的认识，也可以说,其难度是最大的，是今天科学技术里的珠穆朗玛峰。”

正确把握气功事业的发展方向

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主席伍绍祖

——1993年1月《气功与体育》

[编者按]:1992年4月18日,赴日本参加第三次国际气功会议的中国气功代表团在中国武术研究院作行前汇报，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观看了代表团的表演及介绍，并就气功事业的发展问题作了讲话。

气功事业的发展,需要采取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这点很重要。

钱老认为，气功、中医、武术，特异功能是人体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层次上具有相通性。人体科学有着自身独特的现象和规律,需要我们逐步地去进行研究和认识。

气功是种文化形态，是一种高层次的体育活动，具有深刻的内涵。气功的研究与发展，涉及到许多领域,范围很广,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下面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气功的发展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这个“二为”方针，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共同要遵循的。在我们国家，如果离开了这个“二为”方针,事业就会走偏，就会犯错误,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验的总结,对气功事业也有着同样的意义。

(二)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也是从毛主席那儿借来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对文艺、文化事业的贯方针,同气功事业同样适用。我接触过许多气功师，今天在座的也有许多不同功法流派的气功师，都有自己的风格特长，大家应该互相团结，消除门户之见，不要在派别上斤斤计较,应坚决破除旧的封建习俗，气功界自身要搞好建设。我认为,凡是在本质上、科学上解释得通，有研究价值的，都应当尊重。要互相促进,进步研究根本。谁也不要固步自封，大家一起促进气功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也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二用”方针。气功的发展至少大家都认为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被继承到今天，说明它有着独特的价值。我们今天来发展它，就要本着“古为今用”的思想，“古”一定要为“今”用，“古”才有意义。这方面我们可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并结合当今社会的特点去研究。“洋为中用”就是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在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日本在文化发展上的某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把中国的一些东西研究得很细致、很深人，并应用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中去。我们发展气功事业应该有谦虚的态度,在对外交流中,除了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还要注意交流,注意吸收别人的长处，更好地发展自己。心胸要开阔,这会有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

(四)还应坚持“推陈出新,开拓创新”的“二新”方针。“推陈出新”是我们倡导多年的事业发展方针。从前和已有的，能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提供哪些有价值的东西,这需要研究、实践,所以在“推陈”的时候,就有一个“出新”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气功对于体育、对于文化、科学、思维规律,甚至在一些特殊领域里,都有它的实用价值和启发性,这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去看待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科学地检测与论证新的现象与结论,既要克服旧观念的束缚,又不能以点代面,过轻率地下定论。要在分析中“推陈出新”,在实践中确立新事物的肯定性价值,要做到反复的科学检测,不要匆忙草率，这样有利于新成果、新结论正确地树立推广。要排除“陈”中的迷信神秘色彩,排除偶然性，加强科学性。“开拓创新”就是要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形势。功界要集思广益,广开渠道,共同努力健康地发展气功事业。气功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只要有利于社会,合理合法,可以多方协调发展。

气功的研究是一项科学事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搞非科学化的东西。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事实出发，多观察,多验证，多思考,搞清其中的道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科学态度。有了它，才会使我们的气功事业朝着一个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使之成为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事业。

伍绍祖在1996年人体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是休息日。我们利用这个休息日开了一天会。这就说明了我们“人体科学工作组”、从事人体科学工作的同志们是以一种高尚的精神在从事工作的。这是一种革命的精神,是一种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的事业可以发展下去的生命力之所在。

刚才我听到一个词,说有一种科研叫“主流科研”,那么另一种就应当叫“非主流科研”了。我们搞的这个事情大概属于“非主流科研”。我们什么时候变为“主流科研”, 也就是真正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科研。这要靠我们的努力,要靠我们本身的生命力所以,我们要发扬这样一种高尚的精神,不计报酬、不计时间、不计条件,这就是我们这样一种研究——人体科学(Somatic Science)研究,进入到“主流科研”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上午,我们“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同志开了一个年会,讨论得很好。会议开了3个半小时。大家都是满怀信心的,认为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下午大家开了一个科学报告会,有的同志搞了少量的演示。我们的每次科学报告会我都参加了。我的感觉是我们报告会的水平一年比一年有所提高。今年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概念、观念。

◆比如:沈今川同志提出的信息的观念。他说要重视过去照片上记录的一些信息。他认为转变的关键是信息,甚至是核水平上的转变。我是学核物理的,对这些问题,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要面对现实。

◆ 再比如:吴邦惠同志说到的世界图象的变化就是科学革命的标志这个观念,她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力学等等,来说明这个思想。

宋孔智同志讲的3个层次:

(1)实验研究的层次。

(2)理论研究的层次。

(3)应用研究的层次。

我原来在国防科工委一直抓他们的事。我认为他讲的是符合实际的。

其他同志在应用方面上,也有所进步。比如福建水稻育种这个事情,还有云南大学的研究。去年11月我到云南大学看了一下,感到他们的研究有些特色,比如怎么判断一个人进入特异功能状态,与内蒙古大学讲的人体特异功能状态阈的概念相近。云大的同志以后可以讲讲你们的仪器,那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进入了特异功能状态。我们只要这样一步一步地坚持走下去,总有一天会堂堂正正走到科学殿堂上去,受到党和国家及全国人民的充分重视,也给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国带来无限的荣耀。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很关心重视。

去年初,“人体科学工作组”开会的时候,认为应该把我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一下。于是,上半年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送上去不久,发生了一些事情。《北京青年报》等报刊登了一些文章,引起了波动。这也从某一方面更促进了中央领导同志考虑这件事情。到去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有了批示回来。在这里我给大家传达一下精神。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国务院秘书局提出的3条意见,即:

(1)人体科学小组维持现行性质、职能、任务不变,仍按已经确定的原则和方针开展工作,要在大力提倡科学,坚决反对迷信,引导社会上气功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加强管理。

(2)要将人体科学研究委托一个部门或一个科研机构具体管理,将其作为正常的科研项目纳入规范化管理。具体由“人体科学工作组”与中编办研究。

(3)各地是否成立人体科学工作协调小组问题,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地根据情况自行确定。

我认为这3条意见对人体科学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第1条,是讲加强管理的问题。授权“人体科学工作组”管这个事,其性质、职能、任务不变,过去我们定的5条方针依然照办,而且特别强调要加强管理。

◆ 第2条,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委托管理部门,就是国家体委的武术院。如何纳入规范化管理,具体由我们“人体科学工作组”和中编办来落实。

◆第3条,是对各地是否成立人体科学工作协调组已开了个“口子”,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几个省成立了,各地可以根据各地的情况办理。

今天上午,我们"人体科学工作组"开会,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贯彻、落实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这几条意见。归纳起来有这样两个要点:

(1)要加强管理。

大家都同意要迅速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人体科学研究(包括气功)规范化地管理起来。这个管理条例很久以前就起草了。现在准备根据人家的意见再修改下,用有关职能部门的名义发下去。

(2)要加强科研。

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武术院。科研的协调,他们已委托了一些教授、专家,原来赵南明负责,后来是陈永寿。我们想搞一些高层次的人体科学现象的鉴定工作。现在人体科学院作了一些鉴定,你们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是你一个院说的。我们相信你,但人家不完全信你的。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确认,要搞国家级的认可,层次就高了。做出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相对真理,但这个工作要做。另外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科研经费,数量不多。今天上午大家也说尽量把它用起来。象刚才有些同志提出需要支援,我们非常乐意支援,我们1分钱都不留,全部支援给大家。但是我们不想把这种支援变成一个"泥牛入海无消息"的事,怎么使用这些费用?也要制定一个办法,如报项目、报可行性论证报告, 然后我们批准,甚至可以订个合同。

我们上午开会至少定下来了这两条:

(1)加强管理。

(2)加强科研。

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一些同志说想和体育界合作做一些实验。这个我们也欢迎。但是我想更实际的是,你们不要拿我们的国家队运动员做实验品。这个太危险了。你万一实验坏了,我们的金牌就让你们实验没了。你们最好是把你们的省队、市队实验实验。如果他们能够进我们国家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如果你这个市的水平不高,但你实验的运动员进了我们的国家队,这不也很好吗?包括一些食品,你们别拿我们国家队实验。你们拿成绩比较差的试,就更有说服力。我们的国家队队员本来就是优秀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不一定是用你的方法。这个我顺便说一下。

关于人体科学工作开过很多次会了。我记得自从1990年以后每年都开一次。我每年都讲话,关于人体科学意义之类的问题。现在想想也没太多话要讲。刚才我讲的是传达中央精神,我们要贯彻执行。

1995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新情况是从5月份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强烈的对人体科学研究持不同意见的现象。这可能对我们人体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波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一些想法。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所讲的一些事情,也经受了这次波动的考验,这说明过去讲的许多意见是对的,是经受了一下实践的检验的。

我今天就着重谈谈这个事情。这完全是同大家谈心的方法。

关于特异功能现象,可能过去很早就有了。我国的一些武侠小说所写到的一些事情, 恐怕有点根据在里面,但我们无法考证。远的不说了,建国以后至"文革"以前,我国就发现一些人具有超出常人的功能,比如说,看穿非透明物遮挡的东西。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发现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或是骗人而加以取缔。1978年底,正是我党召开11届3 中全会的时候,在四川发现了一名叫唐雨的少年可以"耳朵认字"。这就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出现了播述这种现象的"人体特异功能"一词,并把具有这种功能的人称作"特异功能人"。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当时四川省委分管科技工作的杨超同志组织了一些科技工作者研究这个事。那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震寰和钱学森"同志,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也非常关心,支持对人体科学现象进行研究。以后在80年代的头两年,在我国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不少"特异功能人"。那时,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确认有哪些特异功能现象及其真实性。

就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反对进行此类研究的意见。

◆ 首先是叶圣陶先生著文,说相信有特异功能就是愚味无知、反科学。

◆紧接着,当时在科技工作领导岗位上的李昌心、于光远同志也出面反对,表示要进行一场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圣战"。

一时间形成了对特异功能研究要进行批判的严厉态势。

我是学理论核物理专业的,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自以为知识层次很高。当听到特异功能这个现象,我的第1个反应是"不可能",实际上我是站到了叶圣陶先生、李昌同志、于光远同志一边的。

主张继续研究特异功能的张震寰同志为顶住社会上批判的压力,在1982年3月3日, 找我和聂力同志(我原来在团中央工作,和胡耀邦同志比较熟悉。胡耀邦同志当时是党的主席。聂力同志是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同志和我都是国防科委科技部的副局长。她是7局的,我是2局的。),去观看从辽宁来的特异功能人张宝胜的表演。他是希望我们向当时党的领导人胡耀邦同志和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元勋聂荣臻同志反映情况。

那天的表演实际上很不理想,大概是上午9点多钟开始的,到了11点多也辨认不出一个事先做好的试样。大家让他别着急,并由我在另外一个屋子再写一个纸条。我写了一个"宝"字,将纸条反复折叠揉成团,让他认。他很快就认出来了。大家又让他认原来的纸团。他说认不出来,字迹总是反映不全。大家说你"看"到什么样就照猫画虎画下来,结果他就写了两个字,一个是"甲"字,一个是"由"字,打开纸团一看,实际上是从《康熙字典》上查的,甲字不出头、由字不到底的两个字。对此,我一下子就受到很大的震撼。我是怀着极大的怀疑和挑剔的眼光去看的,但是我和在座的人都认为张宝胜那次表演做假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改变了我原来绝对不信的看法,而认为像这种类似的表演 100 个中即使有99个做假,只有一个可以完全地排除做假的可能,也是值得研究的。

3月5日我出差到上海,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上述的情况和观点,信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里略提出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如布鲁诺。苏联正式把基因论封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而事实却恰恰证明,他们的李森科学说才是伪科学。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一旦被发现并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就有着十分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哲学也是一个重大的促进,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使一些庸俗的哲学家惊呼:‘物质消失了!只剩下方程式了!'而列宁却以此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后来我听到传达说,胡耀邦同志有指示,大意是:

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不要宣传,不要争论,不要批评,可以让少数人去搞科研这个精神,体现在中宣部1982年4月20号发的14号文件上。最近我把它找出来了。

至此,这一轮批判就算顶过去了。钱学森同志在1980年提出的"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和"人体科学"一词,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并把中医、气功、武术中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到人体科学的内涵当中去了。

80年代前半期,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发现了很多特异功能人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比较有名的有那么几十个。发现了很多特异功能现象。除了非视觉认字外,还有突破空间障碍、思维传感、破碎物的复原、物体致动和转移、物体的非常规断裂和扭曲、对物体的加温和燃烧等等,做了很多经过精心设计的以确认特异现象真实性和探索机理的科学实验,并努力探索应用的可能性,如治病、材料变性、农业生产、找矿、找石油等等。但不幸的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迷信诈骗活动,甚至有封建会道门性质。

为了加强管理和正确引导,在当时中央书记处的关心下,1986年成立了3人小组。成员有:贾春旺(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安全部的;滕藤(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宣部的;和我,我当时已是国防科工委的政治委员了。

从此,人体科学的研究基本就在党和政府的控制下进行。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请示中央,都得到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及时指示,工作进展很顺利。

这个小组后来有些变化。由于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闹学潮,滕藤被调去了,他的工作由李彦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接替。后来我们又建议:科学研究的事,国家科委应该来一个人,所以又加上了一个郭树言,当时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3人小组变成4人小组。1988年底到1989年初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和郭树言先后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郭树言到湖北当省长,我被调到国家体委,又赶上动乱和准备北京亚运会,4人小组的工作实际上就停顿了。

我们4人小组的4个人,搞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对人体科学的共同认识。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地球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现象不能被解释,但人体特异现象却向我们挑战了。作为有责任感的人或者团体,必须以认真的、严格的、科学的方法验证其真伪。

◆如果是假的,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将其揭穿:

◆ 如果是真的,那就真是预示着一场科学的革命。它可能比100年前发现放射性、90 年前提出相对论、70年前提出量子力学,和57年前发现原子核裂变的意义还要重大,其应用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会深刻地影响哲学和社会生活。

所以,我们4个人完全是自觉自愿的,甘冒被人误解的风险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难,以无机构、无编制、无经费的"志愿军"方式去干这件事情。

1990年7月14日,我们联名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并提出了建议。当年就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决定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并且批示请李铁映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办理此事。

在铁映同志的主持下,1990年12月20号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人体科学研究工作6 人小组,成员有:贾春旺同志(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敏章同志(时任卫生部部长)产、李绪鄂同志(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彦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岳枫同志(即叶选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少将)和我(时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原来的3人小组没有组长,4人小组也没有组长,现在人多了就选个组长吧,我当选了组长。同时确定了5条方针,即:

(1)不宣传;

(2)不批判;

(3)不争论;

(4)组织一些人研究;

(5)依法打击借气功、特异功能之名进行诈骗和迷信活动。

会议还决定:

◆6人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和协调有关特异功能和气功方面的管理和科研工作◆6人小组不是一个实体机构只负责组织协调和联络,各项具体工作主要靠职能部门去做。

◆6人小组采用不定期开会的方式进行活动,共同研究,分头去办。

从此,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又走上了正轨。

我们大约每年开一次会,研究科研和管理的大政方针问题,下设一个办公室,就是国家体委的武术研究院,负责处理日常的工作。从那时以来,我们配合民政部,清理和整顿了全国性的人体科学和气功组织,对各种气功和特异功能现象的人物和组织进行了分类、登记并存入计算机,组织和支持开展了一些重大科研活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由于工作颇有成效,也吸引了一些有志于此的同志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工作小组的成员也有所扩大和变化,增加了公安部的白景富同志((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财政部的刘积斌同志(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武警总部原来是左印生同志(时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现在是王文理同志(时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还有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杨昌基同志(时任国家经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有的同志退居二线了,象李彦同志(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没有人来换。现在的正式成员实际上是9个单位的9个同志。根据罗干秘书长(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的指示,名称不再冠以人数,就是称"人体科学工作组",一般不冠以"国家"。我们每次开会以后,都向国务院报送会议纪要,有特殊问题再专门写报告。这几年的工作总的来讲还是顺利的、正常的、健康的。

但是,从去年5月份,再往远了说,是前年的下半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一个就是以我为主席的国际气功联合会被取缔的事情;

◆再一个就是何祚庥等同志在报上开始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对人体科学的研究工作造成了一些困扰,在人体科学研究领域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

有些科研人员怀疑中央的方针是否变了,也有一些特异功能人说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同志采取了一种冷静对待的态度,不是感情用事地处理。有些科研人员要同人家辩论,有些特异功能人提出要告状,这样一搞就脱离了科学技术研究的范围了。当然,有些人要告,是他的权利。作为我们来讲,还是坚持5条原则,其中有一条不争论。这样一去辩论不就争论起来了吗?同时我们也多方面做工作,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我们这个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现在中央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工作,要进一步搞下去。

3、同时,我们对于外界的批评,也采取分析的态度。今天上午会上也讲到,确实有我们工作不周到的地方,也有我们队伍当中混杂了很多不健康的因素。我讲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有鱼的眼晴,不是珍珠,也有泥和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人家批评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这需要我们注意。但是从根木上来看,有些批评意见,或者是某些人的某些意见,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讲,我认为是欠妥的,因此我们要非常旗帜鲜明地说明我们的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原则不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以违反常识、原理为由,来否定特异功能现象,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深入到科学实验的实践当中去发现问题。判断真伪也不能通过表演就下结论。

现在我们这么认真去研究特异功能,不少人肯定地说存在这种现象,是10几年来几千个科研单位几百名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总的讲,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什么事情搞假的都不行,如果是搞假的,我们就应该揭露、反对;

◆但如果是真的话,就要拥护和研究。

对待科学也应该是如此,不能随随便便地就说人家是伪科学。

我向一些同志讲了10几个观点,现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是真是假,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要判断真伪,就要做严密的实验。

(2)原则不是出发点,事实才是出发点。

不能用不符合哪一个原理而去否定某一个事实,而应对事实进行认真地审定。

(3)科学不仅要解释已知的,更要探索未知的。

我们普及科学,要注意不要造成一种科学迷信,窒息了科学发展的活力。特别是不要给青年人造成一种"科学什么都解决了"的错觉,这就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实际上还有大量事物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要探索这些东西,比如关于能量守恒定律。有些同志讲:某种现象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嘛,这怎么可能呢?!他的脑子里能量守恒定律是个绝对真理,实际上能量守恒定律并不是绝对真理。学过核物理的人知道:目前认为质量和能量一起才是守恒的,否则原子弹就造不出来了。原子弹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E=△MC,有个质量亏损嘛。我到天津看一个科普馆,就给他们的书记和市长提出这么一条意见,说科普不要造成科学迷信科学对于未知的东西更要敏感。这是我们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一些新发现的现象, 不要麻木不仁、固守陈见,也不要为了一已的私利,不敢面对现实而坐失科学发展的良机。

(4)不能说发现了一些人表演"特异功能"骗人,就推断所有的特异功能人都骗人;也不能说有的人声称自己可以用气功骗人,别人也就是骗子。

(5)不能说失败了一次就永远不可能了。

否则的话,606就造不出来了(另外还有666,是一种农药,是CHACL)。606是实验了605次都失败了,第606次才实验成功的,是一种治梅毒的药。如果实验几次失败了,就认定它是错误的,不就麻烦了吗?

(6)人品、政治态度和科学成就、本领,是有联系的两件事情,要善于分析,区别开来。

不能说这个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说他有某种功能或某种木领都是假的。这是不同领域的事情。敌人的营垒里头也有科学家,不只是我们自己人才有科学,敌人的科学家就不是科学家。有一些人的品德不好,就批评教育他们;触犯法律,就依法惩处;但确实有功能或木领,也要承认它、研究它。这是两回事,不同领域的事要用不同的办法处理,要区别开。

(7)科学与祖国、民族的关系。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祖国。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要失去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贡献的机会。如果有这个机会给了我们,我们却麻木不仁,这就是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抹黑。给你的机会都抓不住,这叫什么问题呀?

表演并不是科学研究。

表演只能给人以某些启示,不能用看表演就否定什么,也不能用看表演就肯定什么。这是有些文章的要害所在。如果只是看表演,而没有去做什么扎实的科研工作就下结论,就太草率了。

(9)辩论的道德问题。

大家可以辩论,但要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要诬蔑、侮辱人格。恩格斯写《反杜林论》, 对杜林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对杜林这个人还是采取了尊重的态度,德国当时的征服迫害杜林,他对杜林给予了很大的同情。我觉得这是科学辩论上的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

(10)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不要摆权威、学者的架子,越摆架子就越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1)人体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活人。他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涉及到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他的心理状态、感情、利益,所以难度非常之大。

钱学森同志对我讲:"人体科学是科学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我认为他讲得非常有道理。我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难度很大,不要以为那么容易,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1号营地也很难说,可能还在大本营里呆着呢。攀登珠穆朗玛峰是我们国家体委管的。首先有个大本营,是登山的出发地,然后向前依次建立1号营地、2号营地、3号营地、4号营地、5号营地,最后冲击主峰。

(12)科学问题一定要用"双百方针"。

搞争鸣要在学术刊物上、专业刊物上,而不要在社会报刊上大造舆论,这对于国家、对于科学都没有好处。有不同学术观点,在科学园地上去争论,而不要跑到社会上,动用社会舆论来进行。不同学派的争论是正常的、有益的,但注意要在科学的范围之内争,要讲道理,不要借助非科学研究范围的力量,比如说借用权势、借用权威、借用政治批判、借用舆论,或者借用群众公决。

有一次我看电视,摄像记者拿着话筒在大街上遇上行人就问:"你认为这个事可能不可能?"我认为这种方式太简单化了。不能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来判断一个科学问题的真伪。同意牛顿3定律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然后判定,这就坏事了。那是政治领域的方法,用群众公决和社会舆论是政治领域的事。

科学研究得用科学的方法。

(13)科学的失误和失败,只要不是故意的,就不要随便予以否定,或者说它是伪科学,要吸取苏联的沉痛教训。

苏联的李森科批判摩尔根的基因学说,正式命名它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 和我们现在有的说法差不太多,最后证明他自己搞的是伪科学,苏联的农业上不去,有很多原因。恐怕科学工作上的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在中学时学的就是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到大学时我偶尔看了一本书,我一下子就站到了摩尔根的一边。后来我给王震同志当秘书,就对他说这个事。王震同志和童第周、谈家祯、方宗熙同志都是好朋友。这3个学者都是摩尔根的拥护者。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向他们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秦新华同志讲,遗传学科和中国的文化还有内在的联系,对此应当好好地研究研究。

科学界当中确实有伪科学,比如说李森科学说就是伪科学,其特征是为了某种非科学的目的故意弄虚作假;也有不科学的,说错了的,但不是故意的,不能说它是伪科学。

还有一些我叫它“浅科学”,就是比较浅薄的。

你说牛顿力学算不算伪科学或不科学?不能算。它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用的,但是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是相对论力学在宏观、慢速条件下的特例。

刚才有一个同志发言,说希望我们的人体科学不是简单地否定过去的科学,而是在过去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要紧。

假的特异功能、假的气功确实存在,所以我们搞人体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鉴别它们、揭露它们。

人体科学也要去伪存真,从原则上说是这样的、但是究竟是真是假,要用科学来鉴别——不能由政治家去决定,而要由科学家通过实验来决定。关于有没有外气的事,不要政治家去说,要科学家去说。这是技术上的事。

◆科学家要用科学的语言在科学的园地去说,而不要用政治语言在政治、社会刊物上去说。

◆政治家说什么事呢?就是搞大政方针,让大家都可以去研究。这是政治家的事。科学家说的事,是到底有没有,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问题都不大。

我从来不对哪一个气功学派写的书做序言,要我写就用哪次我的讲话为代序言,都是不代表哪一派的,讲的都是方针、政策等原则问题。

包括我管的体育上的工作.教练员的事我从来不管。球赛怎么踢,是教练的事,不是我主任的事。我作为主任就是说:你要改革,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我该说的话。球怎么踢,传给谁,这不是该我说的话,这是教练层次的事。

所以,不同层次的事情不要混作一谈。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不要用与我的合影去为自己的学派壮门面、做“广告”。这是一种不好的做法。一门学说的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自身的生命力,而不要依靠外力。

(15)有一些同志,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气功师”、“特异功能人”受到了攻击,比如说张宝胜同志,我认为他很无辜。

张宝胜没有出过一次国,也没有做过一次带功报告,能够较好地配合做实验。他是立了功的。点名攻击他实在没什么道理。他很生气,要去打官司。我现在不是他的上级了,是作为一个朋友劝他。我说:“你算了,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打官司。”当然,我不敢保证他就不生气了,就不去打官司了。我作为他的朋友,我应当劝说他不要争论。新闻界有些人就是喜欢你这样。你一争,他就可以赚稿酬了。从工作上讲,最好不要这么搞。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观点呢?就是我觉得有些批判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我跟大家谈谈心,谈谈我的想法,也许谈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

你们都是搞人体科学研究的,你们怎么研究我不管,但都要扎扎实实地坚持科学研究的原则。我不想占你们的便宜,署个名什么的,但是我要在政治上把握方向,真诚地提出要注意哪些问题。

4、刚才,我前一段说的是历史,后一段说的是观点。

前面我说过,我原来的认识和于光远同志、李昌同志、何祚庥同志都是一样的。后来我看到了一些事实,愿意尊重事实认为人体科学值得研究。

我现在自愿担任的“人体科学工作组”组长这份工作,困难重重,两头受压:

◆一方面,反对的人说我是你们的保护伞,是巫师,为封建迷信、伪科学抬轿子;

◆另一方面,你们说我的态度不够坚决,支持不够有力。

这些,我都认了。

第一次开人体科学的专家小组会时,我曾经说过:我认为这个事可能100年也研究不出来,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大概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但是我想,总要有少数已经觉悟到的人为此而努力,而且由于是少数人搞,即便搞错了,也不会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影响。万一搞成了,就可能对中华民族做出重大贡献。这不是很好吗?无非是搞砸了锅,我做出牺牲就是了。对此我也无所谓。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我愿意做一粒铺路的石子,垫在通向被钱老称之为“科学的珠穆朗玛峰”的崎岖小路上,为你们这些勇敢的攀登者创造一点条件,尽我一个共产党员和炎黄子孙应尽的责任。

伍绍祖回忆：妈妈在中南海养鸭，我们抓鱼，毛主席宣布晚上会餐

原创2023-06-13 09:10·覃仕勇说史

老覃早年写过《伍绍祖：6岁和毛主席合影，爷爷是主席的同学，父亲是朱德的媒人》一文，讲的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一家三代人与毛主席的交情。

伍绍祖的爷爷伍如春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

必须要说清楚，伍绍祖的爷爷伍如春与毛主席并不是同龄人，伍绍祖的爷爷伍如春出生于1878年，比毛主席年长15岁。他原先是私塾老师，为了学习新知识，于1913年去长沙报读湖南第一师范。

1918年，伍如春和毛主席从湖南一师毕业了。毛主席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而远赴京师;伍如春家里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只能返回家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伍如春虽然未能追随毛主席参加革命，他的儿子伍云甫却在1927年年底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

伍云甫在1937年8月出任第一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次年与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有“革命奇女子”之称的熊天荆结婚。

伍绍祖出生1939年于4月。

中央机关在1949年4、5月间搬入中南海时，伍绍祖正好10岁。

那时候，伍绍祖和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金城的儿子金戈、金矛;申伯纯的儿子申漳……是较早进入中南海的中共下一代，对入住时的情形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金戈回忆：刚刚进入中南海时，到处都挂着陈旧的各种外国的旗子，檐前屋角则吊着破败不堪的宫灯，瀛台岛上的楼台亭阁年久失修，楼梯走上去颤抖得厉害，园子里的衰草荒芜，垃圾遍地。

随着中央机关的陆续搬入，中南海被清理得焕然一新。

更因为有伍绍祖等这样一批孩童的进入，而显得生机勃勃。

伍绍祖回忆，毛主席等中共领袖及部分中央机关从香山到中南海的大搬迁可是个不小的工程中，父亲伍云甫当时算得上是最忙碌的人之一了，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还兼着中央直属机关的党总支书记，中共中央领袖及核心机关的搬迁工作，全归他调度。连接一两个月，忙得足不沾地。

尽管是事过多年，伍绍祖说起来，还是略带委屈的说：“从西柏坡进北平，从香山入住中南海，我都没见到父母的影，都是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叫我，我们坐他爸爸的车走的。”

对于中南海的最初印象，伍绍祖说，那时中南海的海边还没有修砌石护围，人们可以径直走到水边玩耍。

因为长期无人打扰，水里的小鱼小虾繁多，一些人家就养起了鸭子。

伍绍祖无限深情地说：“新入住中南海的人家，都牢记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保持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习惯，种植蔬菜和养殖一些鸡呀鸭呀什么的。我妈妈也养了一群鸭子。岸边的草丛里常常卧有我家的鸭子和其他人家养的鸭子下的蛋，因为分辨不出是谁家鸭子下的，随便捡。”

捡鸭蛋的时候，会遇上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朱德机要秘书潘开文的小姨子阎笑武、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利亚等一群女孩子。

这群孩子从毛主席居住的菊香书屋往南走，前往有被称为“蓬莱仙境”的瀛台。

但在去瀛台的途中，要走过一座石桥。

从桥上不经意往下看，就会看到水里数量繁多的小鱼小虾。

这时，她们就会掏出自己的小手帕，俯下身去捞小鱼小虾，而且，一捞就是半天。

伍绍祖也会加入她们这支“捕捞大队”。

小鱼小虾都机灵得很，小伙伴们捞到太阳偏西，也没捞到多少。

但是，大家都很满足，欢笑着，叫嚷着，蹦蹦跳跳地往菊香书院走。

毛主席看见了孩子们的的战利品，会兴致勃勃地宣布：“晚上咱们一起会餐!”

厨房里的厨师就很用心地烹炒这些小鱼小虾。

当晚，毛主席就和这一群小孩子们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伍绍祖说，那一幕，真是太温馨了。

《原国家人体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伍绍祖与中国气功》

伍绍祖(1939年4月~2012年9月)湖南耒阳人，国家体委主任，首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国家人体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伍绍祖的父亲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红军电台的奠基人、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母亲是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政部顾问熊天荆。

伍绍祖在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期间，还兼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主席和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荣誉主席等职，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和申办奥运做出了贡献。他高度重视全民健身事业，组织制定并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

1993年12月3日，严新气功科学学会负责人向伍绍祖汇报学会成立大会准备工作情况，国家人体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伍绍祖同志给予指导并作了如下指示：

气功科学、生命科学、人体科学，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对人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很可能这是下世纪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很好地把握住。

研究气功和人体科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讲科学，要科学地研究气功并开展气功活动。科学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只有科学的、真实的东西，才能站得住。不允许搞迷信、诈骗活动，不要搞小圈子、小团伙。各门派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团结。一切活动，都要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开展。务必注意气功活动科学化，坚持实事求是，切实加强管理，遵纪守法，使气功科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98年10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在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向华夏智能功、严新气功、大雁功、马礼堂六字诀、幸福功等11种健身气功功法颁发证书。参加颁证仪式的还有群体司领导及国家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冯理达及副主任委员陶祖莱、邱玉才及委员宋天彬等11人。

2006年11月3日至8日，第五次国际气功会议在泰国曼谷召开。伍绍祖发表了重要讲话，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气功学者、教授、专家们认真听取了他的发言。伍绍祖说：“中华气功历经了几千年，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感到气功不仅是造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成为了服务世界人民健康的共同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为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走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感到欣慰。气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宝藏，开发这个富矿，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价值作用，人体科学正是打开这座宝藏的钥匙。传统功法所开发出来的人体潜能以及表现出的各种特异现象和作用，是存在于人体这个巨系统中极小的一部分，仅此，就让人们惊叹不已。揭示这个巨系统的潜能，掌握其规律，科学地解疑释惑，使其作用和功能益于社会和大众，大力发展人体科学无疑是一条基本途径。”

伍绍祖还说：“我们作为热爱气功和热心从事人体科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吃得住苦头，顶得住压力，甚至挨得住白眼，招得住谩骂，以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毅力投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为发展人体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热爱人体科学的一名老战士，我是你们坚定的支持者!”

在第五次国际气功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伍绍祖